矿产资源整合并购交易方式的法律解析（一）

蔡英杰


　　“并购”一词在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在实践中“并购”也没有单一固定的模式。鉴于，国家相关部委最近多次提到要在全国矿产资源领域内推广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经验，从法律以及当前实践的角度对“并购”及其交易模式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将来各地参与矿产资源整合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如前章所述，律师在完成最终的尽职调查之后，会发给客户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就尽职调查项目的所有相关法律问题罗列出来，并进行法律风险的分析，并提出具体可行的合法操作方案。不过，由于每个项目都是个案，必然存在特殊性，因此尽职调查报告内容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客户将会视前期非通过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方式所获信息的详略以及同目标公司或者目标公司股东初步谈判的结果，决定到底是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与交易方案的先后顺序。

　　以并购项目来说，如果客户通过其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同目标公司或者目标公司股东谈判，财务尽职调查等，可以衡量出不同收购交易方式之间的时间流程，收购费用，政府手续等之间的差异，那么客户可能会在找律师做尽职调查报告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并购交易的具体方案，然后安排律师依照拟采用的方案做尽职调查。

　　不过，现实中，往往是客户通过前期的各种途径无法判断出目标公司的真实状况，进而无法决定具体的并购交易方案。因此，客户需要在律师出具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可能加上财务顾问出具的财务报告以及专业咨询公司初具的业务尽职调查报告）的基础之上，再行决定到底采用何种并购交易方案。即便客户在做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之前已经拟定了并购交易方案，但是这个交易方案毕竟是拟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律师在做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往往能够发现对并购交易方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法律风险，而这些很可能是客户在法律尽职调查之前无法预知的。鉴于这种情况，本书将法律尽职调查部分放在了并购交易方案部分的前面，这也是更符合实践逻辑的。

　　如前所述，通常情况下，律师往往会将所有法律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已有风险分析、潜在风险提示、风险规避和解决，并购交易方案确定等内容。不过，律师毕竟不是客户本身，不能提客户做出实质性决定。因此，客户会在阅读律师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作出自己的决定。实践中，如果有必要的话，客户也会要求就并购交易方案的确定再次出具专门的法律意见书，主要是列出客户在本次交易中可以选择的几种并购方案，然后从不同角度分析每种方案之间的差异，侧重比较不同方案之间对于整个并购项目顺利进行的优势和劣势，最终从法律的角度得出一种结论，建议客户选择何种方案。本章将详细阐述一下基本的并购交易类型，对矿产资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并购交易方案进行简要评析，并以收购山西某国有矿山企业为例，深入介绍整个收购流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并购的定义、动机及影响因素

一、 并购的定义

（一） 并购——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并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各界所能共同接受的定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任一“并购”项目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会涉及诸多领域，比如经济，法律，人力资源等等，而处在不同领域就会导致有差异化的视角，因此“并购”一词势必难以形成一个为不同领域内人士共同接受的概念。

　　对此，张新博士在其著作中曾经有过如下论述：在谈及并购活动时，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常使用一系列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别的名词和术语，例如：收购、合并、兼并、资产重组、重组、重整、接管等。这些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和交叉，无论是从法律、经济学理论角度，还是从并购实务角度，目前对这些概念的定义都没有形成精确和一致，从而造成了并购重组相关概念使用的混乱[1]。鉴于此，我国法律对于上述诸多术语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这给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并购实务带来很大难度，对此，本书在下一节将展开专门论述。

（二） 经济学家的观点

　　尽管如此，不同领域内的学者还是试图从理论上对“并购”作出解释。例如，有经济学者，企业并购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是资本运营的一种方式。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伯格岑也曾经说过：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额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还有的经济学家站在企业发展模式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的发展存在内部扩张与外部扩张两种模式，而并购就是企业外部扩张手段之一。

（三） 法律研究者的观点

此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同研究者对“并购”的阐述也不尽相同。例如，实务型学者张远堂吸取了经济学的养分，将“并购”视为公司对外的方式之一，具体是指投资公司通过对业已存在的目标公司实行股权并购或者资产并购，使投资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接管目标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投资行为，而且认为并购投资是公司对外投资的最基本方式[2]。

根据学者刘澄清的观点，“并购”指公司的兼并和公司收购，他们并非同一概念。公司兼并（merger of company）指经由转移公司所有权的方式，一个或多个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责任都转为另一公司所有，这样，一个或一些原有的公司（即被兼并方）消失了。接受其资产与责任的公司即兼并方以自己的名义继续运作下去。公司收购（Acquisition 或Takeover）指一个公司经由收买股票或者股份的方式，取得另一公司的控制权或管理权，另一公司仍然存续而不必消失。在实践中，收购与兼并又合并简称为“并购”，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并用的[3]。

学者唐清林则对兼并、收购和合并进行了区分，从而认为并购（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是兼并、收购和合并三个词语的统称，具体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从而影响、控制其他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他企业保留或者消灭法人资格[4]。

（四） 权威词典的解释

《布莱克法律大词典》对“Merger”的定义如下：一个事物或权利被另一个事物或权利混合或吸收，一般说来，其中一方没有另一方尊贵或重要，不重要的一方将不再存在。在公司法中，它是指一个公司被另一个公司吸收，后者继续保持它的名称和地位，以及所获得的前者的责任、财产和义务、特权、权利等。而被吸收的公司则不再以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而存在。很明显，该定义只是对“吸收合并”的界定，如果作为“并购”一词的概念界定，则过于狭窄。

根据《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Merger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企业或公司组成一家企业，通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一项兼并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完成：用现金或者证券购买其他公司的资产；购买其他公司的股份或股票；对其他公司的股东发行新股票，以换取所持有的股权，从而取得其他公司的资产和负债。

事实上，不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法学角度，学者处于行文的需要，都会对“并购”作出一个暂时语境体系下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并购”一词不可能存在一个完美的定义，这也是为什么提及“并购”时，学者们会使用一系列近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各种市场行为。张新博士认为，这些市场行为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且这些市场行为用并购重组来指称的主要原因为：1、这些市场行为都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非经营性或非正常性的重大变化；2、这些市场行为都包含企业股权控制的重大变化或者资产结构的重大变化[5]。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并购”一词，究其实质，不能否认“并购”涉及一个企业取得另一个企业的财产、经营权或股权，并使一个或多个实体直接或间接对另一个或多个实体形成支配性的影响。所以，“并购”一词宜根据上述提及的各种市场行为做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笔者认为，“并购”是指引起企业股权和或资产规模或组合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统称，主要形态是兼并和收购。按照张新博士的观点，“并购”涵盖收购、吸收合并、重组、商业联盟、剥离、分立、破产、清算、退市、重整等诸多概念。

二、企业并购动机

并购的动机是指并购的动力及原因，并购的效应是指并购所能达到的效果和反应。二者紧密联系，一个成功的并购就是并购的效应能与并购交易双方的并购目标完全一致。
　　刑事证人“作证难”和“出庭难”一直是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难题。世界各国也都普遍存在证人不愿作证、不出庭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的现象。因此，如何保护证人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证人保护首先在美国产生并发展起来。随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证人保护的专门法规，并且立法也日趋完善，对证人保护的重要性己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从符合国际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出发，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证人保护国际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不愿意出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证人担心因作证而受到各种威胁、恐吓、伤害或打击报复，证人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作证行为导致自己、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的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如果国家不能提供严密的保护职责，将会导致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失衡，影响打击犯罪的力度和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由于两大法系中，证人的范围并不相同，英美法系认为，只要能提供与案件相关信息的任何人都可以叫做“证人”；大陆法系国家的证人，是指那些在有关案件的诉讼活动中除诉讼主体之外的第三人；我国的证人是向司法机关陈述所了解案情的第三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因此，证人保护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反腐败公约》明确、具体的规定了对于证人(含鉴定人和被害人)的保护可以采用的做法；2000年11月15日第55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4条“保护证人”规定， 1990年，联合国《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准则》第11条规定，1990年联合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第25条规定，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国际公约对保护证人的对象、范围、专职机关、具体程序、保护措施等做出了翔实的规定，证人保护制度已经形成了初步完备的框架。美国早在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有“证人保护计划”；1982年美国出台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1984年出台了《被害人法》与《证人安全改革法》，1990年颁布了《被害人权利和补偿法》，《被害人与证人援助守则》等。德国1998年12月制定的《证人保护法》生效。日本2000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保护方面的第157条就减轻证人的人身危险、心理负担增加了一些举措，包括屏风遮蔽、陪同照护、采用电视双向系统等等。

1．证人保护措施

结合世界各国有关刑事证人的司法保障措施，可以看出，对于证人的保护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身份保密措施。即证人在出席法庭时应在身份上受到特殊的保护，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有类似的明文规定。这样既保证了公开审判原则，又能使证人出庭作证时如实陈述自己知晓的案情。

（2）多种作证方式。为了增加污点证人的出庭信心，避免污点证人在作证后遭到报复和恐吓，因此，可以通过特殊的作证方式达到既能出庭又能提供保护的效果，如通过“听声不见人”的作证方式、视频网络、闭路电视等视听技术作证等方式。相对于普通的作证方式而言，这些多种作证方式能使证人更放心大胆的真实的回答相关问题。

（3）特殊的配套措施，如身份变更和安置住所。例如美国的证人保护程序中，对于一些污点证人，一旦进入证人保护程序，证人将失去过去的一切资料，所有的身份标志重新制作，包括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出生卡和学历证明等全部更新。

（4）人身安全保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证人的人身安全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用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有的国家规定，法官在法庭上可发布人身保护令，不允许靠近证人身边，否则接近者就可以被判刑。

（5）禁止非法取证行为。根据刑事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国刑事司法一般都明确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方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否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法庭所排除。从而在诉讼技术上，避免了证人被非法强制取证的可能性。

（6）严格的刑罚保障。各国都在刑事实体上明确规定了，对于威胁、恐吓、伤害、打击报复证人造成证人人身、财产损失的行为，严格了法律制裁的措施。罪名包括妨碍司法罪、打击报复证人罪等罪名从重处罚。

2．确立证人保护制度的原因

（1）没有证人作证，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保护证人实质上就是保护了证明案件真相的信息来源，从而为发现案件真相创造了条件，裁判者通过了解案件真相的人的证言，可以直接把握刑事案件的真实面貌，从而为裁判者最终作出符合案件真相的裁判结果提供了基础。因此，证人保护对从保障证人证言的有效性，并促进司法裁判的正确性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2）根据质证和交叉询问规则，所有的证据都需要通过法庭审判来予以审查核实，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戊)项规定，在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就会人为的架空质证规则与交叉询问规则，剥夺了被告人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权利，削弱诉讼中的对抗性的后果就是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不但阻碍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而且容易形成错案。

（3）如果在某个案件中证人遭到报复后又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那么，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所形成的“波及效果”导致的结果就是其他案件中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即使出庭作证，证人也不会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人证言。

（4）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国家在要求公民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就应当赋予公民相应的受保护的权利。当公民因出庭作证行为而导致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侵害可能时，国家应当对其负有保护职责。

二、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准确及时的揭露和证实犯罪，发现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励社会公众积极提供破案线索。证人的作证行为对于追究犯罪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顾虑，防止其受到打击报复，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内容，但规定的内容尚不足以提供相对周全的保护和保障，有待于完善。

1．原刑诉法存在的缺陷

（1）证人和举报人的保护部分内容处于法律空白状态。由于我国证人保护属于“事后救济”型，没有规定庭审的各类保护措施，也没有规定法定机关的具体保护义务与范围，不能够实质有效的保护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潜在”的证人、举报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举报。司法实践中，举报人、证人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许多证人“预知”可能发生的报复后果而不敢出庭作证；而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会面临因为出庭作证、指证犯罪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

（2）保护的范围有限。 我国刑法中的“妨碍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的主体只有证人本人，没有规定“近亲属”，与刑事程序法中的保护主体规定存在矛盾。另外，立法上也不包括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如合伙人、恋人等。且单从规定上看也仅限于证人及其近亲属，并不包括鉴定人和被害人，更不包括与证人有“密切关系者”。并且，似乎关注的重心更在于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并没有涉及对证人的财产安全、名誉安全、隐私权等方面的保护。

（3）与证人出庭作证相冲突。尽管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第三款有规定内容，但如何在审判时为其保密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在法庭审判中为其保密的做法。

（4）没有规定相应的后勤保障。由于出庭作证既有一定风险，也会给证人带来经济损失，只有国家有义务给予证人必要的经济补偿，而我国现行的证人保护制度，根本没有提及对证人因为出庭作证而花费的车旅费、误工费作任何的补偿；司法实务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有关证人进行保护的费用支出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大大降低或削弱了证人出庭率。

2．本次刑诉法修改的内容与意义

对于我国的证人保护，完善了相应的保护内容和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