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何宁湘


　　一、人事争议仲裁的性质
　　人事争议仲裁，是依据国家法律或者国家人事部规范性文件规定设立在各级人事行政机关内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依照其规则进行调解和裁决的人事争议行政处理。人事争议仲裁具有国家行政强制力，是公权力裁决的处理方式。由于仲裁委办事机构本身就设在人事行政机关机构编制上，本身就是人事行政机关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与这个行政部门都存在着直接的、较强的利害关系，故其仲裁的公平性、公正力都较低，实属完完全全的行政仲裁。
　　从实践上看，人事部门在实行人事争议处理之始就没有打算，也没有这个能力，在公正性、公平性上作出努力。他们更在乎其手中的权力。理论上讲，原本应是由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第三人做出公正的裁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享有法律赋予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予的请求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的权利。这些权利的享有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而现行体制与人事争议处理机制，人事争议处理的模式不具有选择性，因此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人来作民间仲裁。当事人想最终实现法律途径解决人事争议，必须先进行人事争议仲裁，那怕空走一次程序也是无法省略的。由此可见，我国的人事争议仲裁“仲裁前置程序”严重的妨碍了人事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争议权利的自由。
　　人事争议诉讼，指人事争议当事人不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对人事争议案件进行审理的活动。此外，人事争议的诉讼，还包括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或调解书，另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活动。
　　人事争议诉讼，是处理人事争议的最终程序，它通过司法程序保证了人事争议的最终彻底解决。由人民法院参与处理人事争议，从制度程序上将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有助于监督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有利于生效的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执行，这是人们的良好初衷。
　　人事争议仲裁与人事争议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争议的方式，两者之间在主管、管辖、受案范围、时效、法律依据、法律适用、程序法都完全不同。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相互关系，只是在时间上，仲裁在先，诉讼在后，时间是不重合，程序上不交叉，具有承继性，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程序衔接，只是基于制度设计的瑕疵，致使两者之间有了若干关联、冲突，甚至是严重的无解冲突。人事争议处理模式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仲裁加民事诉讼(司法监督)的特别程序模式。它对人事争议当事人相对直接诉讼，似乎是多了一个法律救济途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机制而言，则是对行政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监督，这里讨论两者的“关系”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理论上讲，民间仲裁在程序上比较宽松，给当事人以一种和谐处理的氛围与宽泛的处理范围。而诉讼处理则基本是刚性的与较为严格的受案范围。如何解决既要保持司法审判的权威与严格性，又要全面的保护人事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是现行人事争议处理模式中要解决的两难问题。

　　二、两种程序的冲突
　　“又裁又诉”的“一裁两审”模式的制度设计，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依法向提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必然导致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仲裁当事人均不起诉，起诉期间届满(15日)，仲裁裁决便发生法律效力，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起诉案件中，可能出现当事人因对仲裁裁决的裁决项目部分不服起诉，此时由于起诉导致仲裁全部裁决项不发生法律效力。此时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进行全面审查是关键。由于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如果法院进行全面审查将违反民诉法“不告不理”原则，如果法院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只对起诉部分的裁决项进行审查，未起诉项就得不到法院判决的确认，也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两种处理争议所适用的程序机制就发生了严重冲突。
　　一般情况而言，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之间不产生冲突，也不存在两种程序的衔接问题。在时间上，争议仲裁在先，诉讼程序在后，具有承继性，在时间上不重合。从制度设计上，“一裁两审”的纠纷解决格局，“裁”与“审”由不同的组织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二者不交叉，在面上不会产生冲突。两种纠纷解决机制只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与不协调主要体现在争议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在法理、法律的过渡方面。核心问题是：法院全面审理与“不告不理”导致仲裁裁决不能执行的冲突。

　　三、管辖
　　关于管辖，这里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四川、云南、贵州、江苏、黑龙江、重庆六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或指导意见）》中规定大致以下几种情形：
　　1、事业单位所在地：除重庆市外的五省（直辖市）高院规定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事业单位所在地或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其中以“事业单位所在地”来确定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应当没有问题。
　　2、聘用合同履行地：而以“聘用合同履行地”作为确定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就存在较大问题。工作人员一般在事业单位的所在地上班，如学校、医院。故多数情形下，聘用合同一般在工作地、工作岗位上与工作中得以履行。但也有很多事业单位因经营、机构职能性质，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或工作地是流动的，或固定在与签订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所在地不一致的其他地点，如学校所办的外地分校，医院的外地分医院或专科医院，以及科研机构、工程监理、质量监督等等。若因工作流动或工作地不固定而认为聘用合同的履行随之流动，或者工作人员在甲地与事业单位签订合同，而工作在丙地，就以丙地为聘用合同履行地或发生争议时的临时工作地为聘用合同履行地来确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会就使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变得非常复杂。
　　3、被告所在地：云南省高院规定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的“被告住所地”似乎是“事业单位”，或者可以理解为人事争议案件中事业单位都是被告，实际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完全可能成为被告，并非人事争议案件中的被告一定是事业单位。按照民诉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如果自然人被告在某地长住工作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事业单位要起诉该工作人员就应到该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4、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基于人事争议仲裁为诉讼之前置程序，因此一般情形下（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形），人事争议案件管辖与受理一定是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由于仲裁委员会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一般是由事业单位所在地以及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来确定的，因此以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来确认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避免很多因“被告所在地”、“聘用合同履行地”所产生复杂变数，确认法院管辖权变得十分简单，有利于对当事人管辖法院的确认与起诉的操作。六高院中重庆市高院的《指导意见》就规定为“当事人对区、县（市）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由区、县（市）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对市级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高院规定最为科学，最直接反映了人事关系、人事争议，行政隶属关系等因素的内外特征与相互关系。
　　关于级别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法院管辖”存在的问题是，在省会城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分区、市及省三“级”，其相互之间虽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但人事行政部门却有上下三级之行政隶属关系，这样的规定使得不论哪级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旦发生诉讼都到基层法院受理，从人事管理制度、干部管理权限层次上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重庆市高院规定的级别管辖，不仅仅是符合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的实际，也合理、有效地分配了司法资源。

　　四、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司法审查与保护。
　　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期限(或称申请仲裁时效)，是指存在事业单位人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因辞退、辞职或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人事争议纠纷发生后，依照现行争议处理模式要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启动仲裁程序保护其合法权利，必须在人事行政机关规定的(或法定的)期限内向其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否则，丧失其申请仲裁权、牵连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即丧失法律救济途径的一种时效制度。
　　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人事争议处理体制，申请调解的有可能导致超过(丧失)申请仲裁的期限，超过申请仲裁期限，除不能提起人事争议仲裁外，同时也丧失了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虽然60天的申请期限不长，但它是当事人的致关重要的权利。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诉讼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只有提起人事争议仲裁才能走到人事争议的民事诉讼，但经过了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却丧失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2年期间的民事诉讼时效。从结果上看，与民商事仲裁相比较，我国现行处理人事争议模式虽增加救济途径与司法监督，但也就此没有了2年期间的民事诉讼时效。既然不存在民事诉讼时效，人事争议仲裁又属于行政仲裁，那么对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仲裁委员会之间对60天的申请人事争议仲裁期限是否超过的仲裁异议，人民法院是否进行审查呢。回答是肯定的。
　　理由有：1、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作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里的“仲裁裁决”包括仲裁裁决书、决定与通知书。在申请仲裁过程中，仲裁委员会认为当事人申请超过60天的申请期限，即会采用签发《不予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决定书》。当事人对此不服认为未超过申请期限的，必然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此，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下称《解释》)。《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正当理由，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2、60天的申请仲裁期限虽不是诉讼时效，但如果人民法院不审查，可能导致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
　　对于不是单独提出超过申请期限的仲裁裁决，确已超过申请期限的，但仲裁委员会或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审辩论结束前未提出其主张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一律不审查。

　　五、人事争议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
　　基于人事争议仲裁系行政仲裁，在现事业单位人事法律以及人事争议仲裁法律尚处于缺失状态下，人民法院对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仲裁程序是否违法，没有必须审查的规定或解释，也没有直接的当事人是否可以就此提起诉讼的规定，根据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精神，当事人应当可以就此提起诉讼。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施行新法律的从其规定。

　　六、人事争议仲裁法律适用的审查。
　　基于人事法律的缺失，人事争议仲裁适用人事政策、文件以及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员的法律素质状况，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应当审查。由于人事政策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性、地域性与法律冲突。因此，对于适用人事政策、人事文件、人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利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对于在人事法律缺失的情形下，是否可以适用《劳动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是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二是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法函[2004]30号作为依据。但适用时必须保证两个的条件：1、人事法律(基本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地方法规)缺失；2、与《劳动法》以及相关法规规范所针对的案情、事由最大程度上的接近以及法理相同，以避免法律适用错误。

　　七、人事争议仲裁实体裁决的审查。
　　客观上，诉讼也被纳入了人事争议处理的途径之一，即被设定为人事争议当事人维护自我合法权益的唯一的、正真意义上的法律途径，因此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审理自然就要解决人事争议中的实体问题，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应当独立的、全面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是与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适用有着较大的区别，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抛开仲裁裁决，并在其判决文书中不需涉及或载明仲裁裁决的内容、认定、正确或错误等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6月18日出台的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13、人民法院制作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中，不应当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热荨钡墓娑ǎ??钦庵稚蟛榉绞降姆从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之间的关系。依照《仲裁法》的规定，我国民商事纠纷处理实行“或裁或诉”单轨制以及仲裁的一裁终局制，民事商仲裁机关作出的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人事争议处理实行了“仲裁前置”，由此使得法院裁决对仲裁裁决产生了是否生效、是否存在意义的效力决定作用。换句话说，仲裁裁决是否生效，是否具有效力，在程序上取决于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是否提起诉讼，最终取决于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的裁决，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但诉讼被提起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生效；2、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或裁定的，该案的仲裁裁决不生效，相当于此仲裁裁决成为空文一纸；3、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或二审判决维持原审“驳回原告起诉”的，该案仲裁裁决生效。

　　八、人事争议仲裁裁决执行申请的审查。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依法作出的并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均依法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对于符合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纠纷受案范围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于不符合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纠纷受案范围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经严格审查后依法决定是否受理。
　　国家有新法公布施行，或地方省级法院与省人事行政部门联合行文规定的从其规定。


“执法如水”理念下的被害人正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本土建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在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前，古典刑法主要规定的是刑罚，即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古典刑法认为惩罚了犯罪人社会就公正，就恢复正义了。但国家把解决犯罪的权力垄断以后，实际上把被害人的权利给忽视了。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解决犯罪问题，既要解决好对犯罪人课以刑罚、教育犯罪人的问题，又要解决好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即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问题。刑事司法中要做到刚柔并济：对犯罪的打击“执法如山”，决不手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执法如水”，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为提升，相比之下，对被害人权利保障日显不足。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其对于实现刑事法律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亦具有积极的意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执法如水”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如何在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全文共7821字。
以下正文：

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
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汉莫拉比法典》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如果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经济赔偿时，其面对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和严酷而悲哀的现实，会对刑事司法失去信赖，“有损害就有赔偿”的法彦在此显得黯然失色。此时，国家就应当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被害人，使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而受到损害的身心得以慰藉。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实现刑事法律的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鉴于我国所拥有的庞大被害人群体及其从犯罪人和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极不充分的实际，从防止其在应享受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有可能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需要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测算，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全球犯罪率已达每10万人3000起。而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为每10万人6500起，北美洲国家为每10万人6100起。 我国犯罪的总数和犯罪率自1980年以来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2006年才有所稳定。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近465万起，比上一年下降一成以上。 2006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1.5万起，同比又减少近一成。 巨大的犯罪数量背后是巨大的被害人群体，与该群体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权利有两项：一是使犯罪人受到相应的惩罚；二是使他们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一项权利已经由国家通过公诉机关来追诉，而第二项权利多由被害人自己去争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这一权利难以实现，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抓到 ，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在这样一种法律和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予以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部分国家实施之后，由于其符合法律所秉持的匡扶正义的本性，很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目前，大多数国家以及我国的部分特殊法律区域，如香港和台湾，都制定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再回避了。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或补偿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进行赔偿；二是通过政府协调，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犯罪人无力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会落空。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由于目前不为法律调整，缺乏规范性。因此，为充分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汉莫拉比法典》，《汉莫拉比法典》规定“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滥觞于《汉莫拉比法典》的这一制度，在沉睡了几千年后，于20世纪60年代又被重新启用。二战之后，英国女性刑法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以此为契机，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并于次年设立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Criminalinjury Compensation）。之后，北美的加拿大（1968年），美国大部分州，其他欧洲国家如奥地利（1972年）、荷兰（1975年）、德国（1976年）、法国（1971年）、爱尔兰、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均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并于1981年1月1日实施。可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在许多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决议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集中规定了保障罪行被害者的基本原则。为使不能从加害人或应当负责人那里取得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弥补，宣言规定了由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原则。 为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能够得到补偿，《宣言》提出了设立专门基金的办法。 根据这一原则，补偿被害人，已不单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国际社会的一种义务。在这方面，宣言规定的原则，与各国立法相比，已使被害人补偿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诠释
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这样一种制度早在远古时期就产生了，但是在国家实行公诉制度之后就逐渐退出了法律舞台，而到20世纪又复活了。它之所以消失了数千年而到上世纪再度复活，说这一制度无疑具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如下四种学说。
（一）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失给予补偿。
（二）社会保险说
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稳定或安全的意外事故。犯罪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灾祸，因此，犯罪侵害应视为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被害人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被害的不幸者，当其不能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不致使被害人被迫独自承担犯罪这一意外事故带给他的损失。
（三）社会福利说
社会福利说认为，从社会来看，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困，无人供养时，社会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依据这种学说，社会应当给予被害人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公共援助说
公共援助说主张，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国家负有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进行援助的道义责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出于人道考虑，国家也应通过补偿的形式对其予以援助。但是，因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所以只允许对补偿规定条件和设置限额。
笔者认为，社会保险说有欠妥当。与其将补偿视为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附加保险，倒不如设立一“被害保险”的险种，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和公共援助说作为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国家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 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犯罪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另外，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的权力尚不发达，缺乏政治力量来维持公正，私人自行寻求赔偿就是唯一的寻求赔偿的方式。法律机构发达之后，国家开始限制私力救济，进而垄断司法。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取得惩罚犯罪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被害人赔偿的责任。 加罗法洛指出“文明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比在野蛮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依靠法律保护，习惯对个人差异进行和平调整。总之，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便忽略了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如果在一种不文明的环境下，他们肯定会谨慎从事的。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形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首先，国家有责任充当实体权利、程序权利的“平衡器”。随着刑事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刑事诉讼法也从单纯的追求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转向了追求诉讼过程中的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均衡 。其次，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因为被告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个人私用刑罚，因此国家就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最后，一部分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国家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部分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张的那样，“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制造无休止的导致贪禁、绝望和暴力产生的竞争、贫穷、歧视、失业和不安而制造了犯罪，因此，社会应当通过政府向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以体现社会公平。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意义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历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刑罚执行者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被害人，逐渐被遗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视的被害人 。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犯罪人比被害人备受重视和保护之后，人们开始了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予以广泛关注。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也将成为必然，外国的被害人保护立法也会为我国立法提供有益经验。在被害人保护方面，我国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不断改善的地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就是当前要务之一。
（二）人权保障的体现
由于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任何个体都显得那么渺小、无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曾一度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碎，为防止国家公权的侵害，于是矫枉过正，许多的关注焦点对准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则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司法的关怀不够，其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又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成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该成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制度，是对损害赔偿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的制度。
（三）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现代法治国家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以社会正义为内容的社会秩序稳定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强调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基本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治国方略写进我国的宪法中，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稳定，是在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当然也应包括在无辜遭受到犯罪侵害而未能从罪犯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同时，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对司法制度产生信任，才会避免引起他们对犯罪及社会的极大不满意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情绪，从而有利于通过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来最终实现社会正义。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犯罪发生之后，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而且，考虑到我国被害人群体的巨大以及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利益和矛盾还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角色是可以转化的。今天的被害人，如果其权益没有被政府和社会很好地加以保障，便很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人。而解决好其经济利益，是使其自身权益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当犯罪人不能赔偿被害人时，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他们经济损失的责任，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从纵向来划分，应当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从横向来划分，应当包括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个侧面。但是，若审视相关的立法，就会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于被害人关注的都显然不够。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凸现被害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社会对被害人权利认识的深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值得一提的事，欧洲已于1983年制定《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对补偿的对象和条件等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截至2006年8月23日，欧洲已有29个国家签署了公约，20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立陶宛等。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价值。
（六）有利于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