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齐齐哈尔市禁止向企业摊派的规定 类　　

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８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禁止向企业摊派，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向企业摊派，是指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之外，任何单位以各种方式要求企业无偿地、非自愿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行为。
第四条　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是全市禁止向企业摊派的主管部门，县（市）经济委员会及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是本辖区禁止向企业摊派的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财政、物价、审计、监察、计划等行政执法部门按规定权限对摊派行为进行认定和查处。
第五条　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项目、幅度、程序办理，并开具合法收据。
第六条　严格控制向企业集资，确需向企业集资的，按《黑龙江省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
集资单位必须发给出资企业省财政部门印制的集资凭证。
第七条　有关单位在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商标登记、征收税款、办理案件及履行其他法定职责时，不得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费用。
第八条　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政府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鉴定、考试、考核、评价以及令其开展达标、升级、评优等活动，并不得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外收取费用。
第九条　对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由当地人民政府技术监督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和管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根据监督抽查的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进行检验，但不得向企业收取检验费用，监督抽查所需的检验费用按照国家规定列支。抽查时必须按规定数量提取样品；样品不论其完损，均应在３个月内退还被抽查企业。
第十条　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由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划、明确分工，不得重复培训。不得强制企业参加其自身有能力组织的各种有偿培训。经批准必须统一培训的，收费标准由物价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向企业摊派的行为：
（一）强制企业提供赞助、资助、购买有价证券、捐献财物或强行咨询收费；
（二）强行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将公益性义务劳动改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
（三）强行向企业征集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等各种赞助、捐赠；
（四）强制企业征订各类报刊、杂志、书籍、资料、音像制品；
（五）强制企业出资编写名录、年鉴、大全、画册等图书资料；
（六）强制企业参加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团体并提供活动经费；
（七）强制企业参加成果展示会、新闻发布会、商品展览会并提供经费；
（八）要求企业承担不应由企业承担的差旅费、餐饮费、修车费、购物费等费用；
（九）强行向企业征收会议费或指令企业承担会议费用；
（十）向企业收取印发各类牌匾、标记、旗证等所需工本费以外的费用；
（十一）无偿占用企业车辆、房屋等固定资产，无偿借用企业人员，强行借调资金；
（十二）强行为企业代购生产原材料，强行向企业推销商品或低价购买商品；
（十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第十二条　在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紧急情况时，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向企业调用应急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事后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结算。
第十三条　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应对企业财务收支情况进行监督，重大赞助、捐赠等非生产性开支项目，应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第十四条　企业对要求其提供人力、物力或财力的行为有异议的，可按下列途径要求答复：
（一）无合法批准文件的摊收费用，可向当地政府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提出质疑并请求答复；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可向财政、物价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
（三）收费标准问题，可向物价、财政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
（四）捐赠、集资问题，可向经贸、计划、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报告并请求答复；
（五）收取专项基金和税费附加问题，可向财政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
企业发出报告之日起１５日内没有接到答复的，可按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对向企业摊派的行为，企业有权拒绝并可报告当地政府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也可直接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检举和控告。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接到企业的报告后，应转交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接到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的意见或收到企业的检举、控告后，应查清事实。对确属摊派行为的，要及时制止。制止无效的，应移送审计机关立案处理。审计机关应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及企业。
对摊派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行政监察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按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依照本规定追回的摊派财物，一律退还被摊派单位；无法退还的，上缴同级财政。私分摊派财物的，由监察机关追究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因摊派行为受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　对检举、控告向企业摊派和认真履行本规定的单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行政监察部门依法进行处理；拒绝、阻碍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强化合议庭功能
规范审判长职责
—学习《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几点心得

2002年7月30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是对现实诉讼实践及理论研究的总结，掩卷反思，该规定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殊值重视。
首先，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力图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高效率高质量的审判组织。人民法院的内部审判组织有多个，审判委员会是最高审判组织，合议庭是最为经常的、最为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而独任法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议庭制度的向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大量的小额案件或者相对简单的案件都必须由合议庭审理无疑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在中国维持数量如此之众的法官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审判委员会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性质不可能成为经办具体案件的经常性的组织，于是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合议庭制度的头上，合议庭制度以其独有的民主性、独立性、灵活性、高效性而成为我们对审判组织的最好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如此，我国的合议庭制度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化和随意的地位，在现实中的很多法院里，合议庭名存实亡的现象相当严重，我们目前推出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对我们以前着力推行的并起了相当作用的主审法官制度的一种反思。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不经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个事物或一个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并且走上成熟，在经常性审判组织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曾经一度主张法院的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的独立审判，但是所谓的法院独立审判造成的责任不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混沌状态促成了主审法官制度的出台，主审法官制度就象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激发了法官们的办案热情，但主审法官制度的非民主性及目前中国法官素质的普遍低下，使这种制度逐渐显露出种种弊端，于是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一问题，对合议庭的价值重新作出估量，应该说这就是最高法院出台这一规定的背景。
现在我们翻开最高法院的规定，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条文都是围绕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精神制定的，它更加强调合议庭的组织性、集体性、协调性和民主性。在该规定的第十五条还规定：“裁判文书一般由审判长或承办法官制作。但是审判长与承办法官的评议意见与合议庭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有明显分歧的，也可以由其他合议庭成员制作裁判文书。”该条规定一方面尽量避免使用主审法官的惯常用语，同时又将主审法官的最主要的职责——制作或者说是创造裁判文书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由其他法官完成，其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立法意图不言自明。该规定还用了较多的条文细致的规定了合议庭的职责，议事规则和议事的限期，这些条文无一不体现了最高法院意在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内部运转和谐，具有独立品格，民主与效率相融的经常性审判组织的良苦用心。
其次，规范审判长职责，明确其权利义务，协调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以及庭长、院长的关系是该规定的又一目标。在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中，审判长的功能定位曾几经论证，经过长时间的试点与摸索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基本上在该规定中明确了以下几点精神：
1、审判长是合议庭审理案件进程中的主持人，而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其权力是一种主持权而不是行政权。由于种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审判长相对固定已成趋势，有的法院甚至推出了审判长选任制等审判长固定化的种种举措，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对审判长本身性质认识的不足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审判长扩权现象的出现，审判长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法院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审判长的权力往往超出了审理案件的主持权而衍生了一种对合议庭的管理权与控制权。这种审判长权力的行政化无疑是对审判长性质的一种误解，也与三大诉讼法中对合议庭成员权利平等的规定相违背，因此，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审判长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回应，基本上恢复了审判长是合议庭的主持人这一本来面目。该规定对审判长的职责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归纳，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审判长十权”，即：准备辅助工作指导权、审理方案确定权、庭审活动主持权、评议案件主持权、提请审委会讨论权、制作审核裁判文书权、签发法律文书权、主持案件复议权、遵守审限检查权、其他与审判有关的事项的办理权。从该规定对审判长的权利的科学归纳来看，审判长的所谓的权力都是与案件的审理有关的，其权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对此之外的事务基本上不加置喙。同时，即使在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内，审判长的权力也仅限于与案件审理相关的范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与案件审理相关的事务审判长也没有决定权，而仅仅是一种主持权，他不能强迫其他的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按照他的思路进行案件的审理工作，如果说审判长的权力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权力的话，那末这种权力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法律的赋予不如说是审判长本身由于其主持案件审理所产生的话语权。
2、审判长制度一方面源于合议庭制度本身需要一个高水平的主持人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职业化或者说是精英化的改革思路的一个试点。众所周知，再周密的法律也依赖于法官人为的执行，法律的最终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与法律本身，而是依赖于法官的个人品格和其对法律的精深理解，走法官精英化之路是泰西诸国法治得以实现的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不让我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实际的操作方式，或者说是某些学者提出的相对合理主义的模式，审判长制度本身在我国实际上寄托着我们对法官精英化改革的期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即使在中国不能实现一蹴而就的法官精英化的进程，但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走部分高素质的法官先精英化的道路，于是审判长制度自然而然的被寄予厚望。尽管最高法院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的体现这一思想，但从高水平的主持人以及审判长的相对固定化的趋势中也可窥见一斑。
3、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除审理案件的主持权外并无特殊的凌驾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上的权力。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性质多样的“协调—管理”关系。对于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的规定》第四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的审判活动由审判长主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共同对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负责。”至于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至少应当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院长、庭长是法院的行政领导，从人、财、物等诸方面对法院或各个庭室进行管理，审判长作为法院中业务上的骨干当然成为法院着重培养的人才；并且审判长在审判案件中所涉及的一些财、物的用度也须经由行政领导审批，从这一方面来说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院长、庭长还是法院中业务上的领导，尽管这种领导方式倍受质疑，并且也亟需改进，但无论如何院长、庭长对审判长的业务上的领导权却也不容轻易的否定，这种领导主要的途径是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以及由院长、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体现出来。除此之外，院长、庭长与审判长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协调、监督、指导的关系，这类关系非常复杂，往往涉及面非常广泛，有行政上的，有业务上的，甚至还有生活上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院长、庭长与审判长的关系概括为“协调—管理”关系。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合议庭、审判长与院长、庭长之间的业务上的关系进行了明确，一个总的精神就是对院长、庭长对业务上的领导指导尽量明确化、规范化，给合议庭、审判长在业务处理上尽量大的空间，营造合议庭独立、法官独立审判的环境。
最后，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我认为仅是权宜之计，法官的精英化要求我们的法官个个成为社会精英，成为精研法理、道德高尚、中正平和、地位尊崇的社会典范。同时，逐步变换法院内部行政领导的角色，淡化法院的行政色彩，突出法院的中立公平的司法精神将是日后法院改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