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取保候审不仅仅是强制措施，在特定情况下还是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因取保候审的权利属性未受到重视，致使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因而有必要对该项制度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确保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取保候审 社会危险性 自由裁量权 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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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研究，片面强调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属性，而忽略了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意义——即在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取保候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一项重要权利。从而导致在刑事诉讼立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司法解释中，均偏重于规定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被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以下简称“取保候审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却很少，而且在这本就很少的保护性规定中还存在着一些内涵不明确的概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基本得不到保护。大多数有过取保候审申请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递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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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占洲（1972—），男，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讲师。林苇（1972—），女，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讲师。

保候审申请之后，所有的权利都已由司法机关掌握，申请人已无实际权利可言，除了被动地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作为一个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你无法确定适用取保候审的确切标准是什么？确定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否决取保候审的理由不合法应当怎么办？错误地否决取保候审申请会引发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在保护“取保候审权利”方面尚有缺陷，其不能保证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对该项制度所赋予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下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取保候审权利”的几个问题。
一、取保候审的双重性质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决定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当然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一，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所以考虑这一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权利人所能够获得的司法保护，因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并不单纯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在符合法定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它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理由有：
（一）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取保候审的申请权。
取保候审的开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自主决定，另一种是因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申请。在第一种情况下，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时，无需申请就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被羁押的或者未被羁押的状态）适用该项强制措施，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并不能影响该项强制措施的适用，这时司法机关因掌握了是否自行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享有绝对的权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只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则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籍以改变被剥夺人身自由状况的一种合法方式（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会主动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尽管取保候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不允许主动要求对自己的自由加以限制，因而在这里所谈及的申请取保候审或者获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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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
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刑事诉讼法》兄苯庸娑?丝梢远员活垦旱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耸视萌”：蛏蟮奶跫??永砺凵隙?裕?热还娑ㄊ视萌”：蛏蟮奶跫??敲吹碧岢鋈”：蛏笊昵氲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朔?先”：蛏蟮奶跫?⑶夷芄惶岢霰Ｖと嘶蛘吣芄唤荒杀Ｖそ鹗保??拖碛谢竦萌”：蛏蟮娜ɡ?Ｒ蛭??
首先、《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申请权，通常情况下法定申请权的实现表现为以下两种权利的实现，即1、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批准的权利；2、在未获批准时知悉不批准理由并同时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每一种强制措施都明确规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尽管为司法机关保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之间，规定了具体的界线，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据此，对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既符合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同时又符合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或者说当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时，他决不可能同时又符合拘留或逮捕的适用条件。
第三、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尽管强制措施同刑罚一样具体表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但两者有明显区别，刑罚的依据是具体的犯罪行为——一个不可变因素，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即已固定，就犯罪行为本身而言，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行为、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刑罚也应是特定的；而强制措施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阻碍程度，这是一个可变因素，它可能因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状态，那么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了应当是不特定的、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使得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变被羁押状况成为可能。
这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有具体体现，《解释》第６８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交纳了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规则》第３９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经审查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尽管两者的规定不尽相同——确定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解释》和《规则》还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明确了一个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原则，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也是不得以任何非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的法定权利。
二、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一）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即对司法机关在审批取保候审申请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明确的范围限制——无限制即无制约，而当审批者的权利毫无制约时申请人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６０条、６５条、７４条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同时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很显然，这种表述并非强制性规定，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并非必然地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通过这种选择性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时享有了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能够做出如下两种处理决定，即：１、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２、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司法机关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能否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者说司法机关是有权决定继续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各司法机关在理解和适用上也并不统一。
首先、人民法院表面上放弃了这一自由裁量的权利，《解释》第68条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能够提出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也即，当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且该申请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能够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时，人民法院不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对此人民法院只能作出一种决定——同意取保候审；但同时《解释》第80—81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而该条件与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两种规定间存在明显冲突，即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并不是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这使得对同一情况可能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见《解释》的规定未能最终解决上述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问题。
其次、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留了自由裁量的权利，但仍未作明确的限制。《规则》第38条规定“经审查具有本规则第3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其基本沿用了《刑事诉讼法》的表述模式，仍未能解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表述则更为隐晦，《规定》第65条规定“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这种规定使得申请人更加难以把握取保候审的条件与同意取保候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虽然使司法机关的权利得以扩大，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当司法机关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并告知申请人“法律并未规定在符合条件时必须适用取保候审，因而我们既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时，尽管我知道这种理由是错的（如果司法机关享有这样的不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根本就没有必要明确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程序），但却仍然无法改变，因为确实缺少明确的条文规定去直接证明它是错的。
（二）因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本身不具有客观性，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同时也是最不具有客观性的一个条件。因为法条对“社会危险性”的定义未做明确规定，而且也未规定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仅是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依据。然而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过去的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对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定义。《解释》、《规则》和《规定》继续沿用了“社会危险性”的概念，但对此仍未做解释。这使得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权基本归于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从而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已办理案件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因为根本就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明确定义和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这种状况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而言是很方便的，但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在这一条件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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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解释》中没有谈到；《规则》和《规定》则试图通过规定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主体来解决该问题，《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但这两项规定却根本不足以解决“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相冲突的。
1、《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依据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在所涉嫌犯罪中的地位，其反映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已经对社会造成的实体危害，其不可能完整地说明“社会危险性”的全部内涵。因为：（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防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
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龋?蚱渥陨硖跫?谋浠??滓鸦?旧ナ?：ι缁峄蛩?说目赡堋⒎腊?淌滤咚铣陶?＝?械目赡埽?渖缁嵛Ｏ招苑浅Ｐ』蛘呋?久挥小?
2、《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同《刑事诉讼法》及其自身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存在明显冲突。其规定凡符合该禁止性规定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不适用取保候审，而且无论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正在怀孕或者哺育自己的婴儿、对其的羁押期限是否超期、对其的量刑幅度可能怎样？这一切都源于在该禁止性规定中片面地理解了取保候审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用“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特征全面替代了“社会危险性”的内容，也正是这种禁止性规定的片面化，导致了其同取保候审条件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却仅从公安、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将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扩大，尽可能的剥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例如：正在怀孕即将分娩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她肯定能够获得批准而不用考虑其他附加条件；依照《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可能这样，如果她是累犯或者实施是暴力犯罪，对她就肯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三）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取保候审申请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既然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一定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同时赋予该诉讼主体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以保障该权利的不受侵犯或最终实现，所谓程序性救济权利是指“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1]。在我国的取保候审程序中尤其需要这样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能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规定由专门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裁决），而作出羁押决定的通常都是承担侦查、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除了寄希望于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规定能够保证公安、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请时不受其自身职业需要的影响、公正地对待申请人的申请，更何况，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2]然而《刑事诉讼法》在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赋予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没有为其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当审查取保候审申请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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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有的学者在谈到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时，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即引进西方国家保释制度的内容以取代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权利法定化，同时建立起以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审查并裁决为中心，以申请人对法院的裁决享有单独的诉权为程序救济的全新的取保候审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对于此观点，笔者当然赞同，但同时认为此观点太过超前，目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尚处于新旧理论交替的过渡阶段，取保候审正从一种单纯的强制措施逐步向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过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盘接受西方的保释制度。上述观点的超前性使得它虽是最佳解决方案，但暂时不能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善产生直接的影响，无益于对取保候审权利的现实保护，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在维持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已暴露的弊端对现行取保候审制度本身进行局部改进。
（一）对司法机关审批取保候审申请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限制。即将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的处理权限制度化、具体化、公开化。
司法机关在对取保候审的申请进行审批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１、司法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在《解释》、《规则》和《规定》中均使用“答复”一词，但“答复”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处理方式，用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既不严谨，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
2、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4、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不能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即可排除其同时符合羁押的条件，任何司法机关均无权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确没有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者必须适用取保候审，但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只能是取保候审和强度弱于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5、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应当在不批准决定书中说明不批准的具体理由。
（二）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并提出判断“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客观标准。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人民政府文件

余府发[2002]11号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按照WTO规则要求，市政府对《新余市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三月一日


新余市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健康发展，维护举办者、学校、教育机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在本市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下统称教育机构）的活动。

第三条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社会力量办学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

市、县区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力量办学工作。

第二章 教育机构的设立

第四条 社会力量申请举办教育机构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并向审批机关提交相关材料：

㈠单位申办的，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个人申办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㈡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机构和章程；

㈢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固定教育场所和保证完成教育、教学所必需的设施和设备；

㈣有具备必需的学历、业务专长和管理能力的专职校长；

㈤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㈥有与办学规模和教育、教学需求相适应的、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和管理人员。

第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的申报、审批：

㈠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和文化补习、学前教育、自学考试的教育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㈡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技术等级培训的教育机构，举办实施劳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㈢举办实施体育、卫生、艺术、财经、法律等培训的教育机构，应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六条 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教育机构发给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不得出借、转让。

第七条 教育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接受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挂靠办学。

第八条 教育机构名称必须符合《条例》有关规定。未经国务院、省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予以批准，教育机构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国际”、“江西”等字样。

第三章 教育机构的教学和行政管理

第九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和专修（进修）学校，以及规模较大的幼儿园应根据《条例》要求设立校董会。

第十条 教育机构校长（含园长、培训中心主任，下同）必须专职，不得兼任（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除外），并经过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其任职条件：

㈠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敬业精神；

㈡已有5年以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

㈢与教育机构的层次相适应的学历水平或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一条 担任教育机构的董事长、董事、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其配偶亲属不得在教育机构的总务、财会、人事部门担任职务，应当实行亲属回避制度。

第十二条 教育机构的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在相关的教育机构管理财务或直接担任会计职务。

第十三条 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聘任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中，聘任的教师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聘任外籍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自主招生，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对教育机构的名称、办学性质及培养目标、收费标准、证书发放与就业方式等事宜应如实发布，不得以任何形式作不负责的许诺或言词误导。

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必须由审批机关核准后方可对外正式发布。

第十五条 学生入学后自愿退学的，教育机构应予同意，并以学生书面申请日期为准，按如下标准核退费用：

㈠在一个学期内正式上课前退学者，除按实际日扣除住宿费外，退还所有费用；

㈡新生报到注册后，又被普通高校、普通中专录取，或学生因患有传染病、严重疾病（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不能坚持学习，凭录取通知书、有关证明和本人退学申请按下列退费标准办理退费手续：

⑴在报到注册后一周内要求退学的，退还本学年度学费、住宿费的90%；

⑵报到注册后二周内要求退学的，退还本学年度学费、住宿费的80%；

⑶报到注册后三周内要求退学的，退还本学年度学费、住宿费的70%；

⑷报到注册后四周内要求退学的，退还本学年度学费、住宿费的60%；

学生报到注册四周后要求退学的，不予退费；

㈢学生报到注册后，因应征入伍，凭新兵入伍通知书和本人退学申请办理退学手续，按报到注册时起至提出退学申请之日止的实际时间（按每学年学习时间10个月计算）扣除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后，退还剩余部分费用；

㈣学生因意外事故或家庭经济发生重大困难而不能坚持学习者，凭乡（镇）以上政府有关证明和本人退学申请办理退学手续，按报到注册后至申请退学之日止实际时间（按每学年学习时间10个月计算）扣除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后，退还剩余部分费用；

㈤因教育机构刊登、散发虚假招生广告（传单）等违反国家规定或招生广告（传单）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经审批后擅自更改内容进行宣传引起学生不满，学生要求退学的，教育机构必须同意退学，并退还所收全部费用；

㈥因教育机构所开设专业由于人数少不能成班（指该专业学生人数少于30人），并且40%课时不能按教学计划进行正常教学活动，学生本人又不愿意转入其他专业学习或所开专业学生人数少于10人要求退学的，教育机构必须同意退学，并退还所收全部费用；

㈦未正式报到参加学习的学生，教育机构应退还其报到注册前所预缴的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申报所要设置的专业。但不准设置保镖、保安专业。

第十七条 教育机构选用教材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编印的教材确定，实施非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的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上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教育机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建立并执行学籍管理制度和教学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各类各层次教育机构必须为完成学业并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颁发学历证书。允许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或者技术等级考试。

第二十条 教育、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工作的监督管理。

对教育机构实行年度检查制度。

第四章 教育机构的财产、财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教育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报审批机关备案，并配备具有任职资格的财会人员。

第二十二条 教育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教育机构根据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提出，经审批机关审核提出意见，报财政、物价部门审定。

第二十三条 教育机构举办学习期限在一年（不含一年）以内的教学班，按学习期限收费；举办一年以上的教学班，按学期收费，不得跨学期预收费用。

教育机构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

第二十四条 教育机构的财产（含办学积累、房产、设备等，下同）与举办者的财产（含投入，下同）应分别登记建帐，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教育机构的财产，也不得将教育机构的财产进行转让和用于担保。举办者不得将教育机构财产据为己有。

第二十五条 教育机构在存续期间依法管理和使用财产中，国家拨款和无偿转让的资产属国家所有；教育机构收取的费用、贷资和接受捐赠及其他收益，属于教育机构所有；举办者出借的资产（含贷资），属于举办者所有。

第二十六条 教育机构的国有资产和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私分和用于校外投资。

第二十七条 教育机构必须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根据审批机关的要求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对其财务会计状况进行审计，报审批机关审查。

第二十八条 教育机构的法人代表在离任前，必须经有关专业审计机构进行财务会计状况审计。

第五章 教育机构的变更与解散

第二十九条 教育机构变更名称、性质、层次，必须报审批机关批准；更换举办者、法定代表人、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以及变更隶属关系、办学场所，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三十条 两所以上教育机构合并，应当在审批机关的监督下进行财产清查和财务结算。合并后的教育机构负责妥善安置原在校学生。

第三十一条 因故向审批机关申请批准有期停办的教育机构应停止招生和教育教学活动，妥善安置在校学生转学，进行财产清查和财务结算，其名称在停办期间可予以保留。

因年检不合格或其他原因经审批机关通知停止招生的教育机构，除在停止招生期限内不能招生外，应继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直至在校学生完成学业。

第三十二条 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散：

㈠教育机构的校董会或者举办者根据教育机构的章程规定，要求解散的；

㈡停办逾期无望复校的；

㈢连续二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二次年检不合格，未能整顿改进的；

㈣因故无法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的。

教育机构解散，由审批机关核准，予以公告，并通知其交回办学许可证和印鉴，予以封存。

第三十三条 教育机构解散时，由审批机关组织举办者和教职员工代表成立清查组，依法进行财产清算。

教育机构财产的清偿顺序：

㈠学生就学安置和退还的费用；

㈡所欠教职员工的工资和保险费用；

㈢返还或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本金和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清算后的剩余财产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

第三十四条 教育机构解散时，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委托审计部门进行全面财务审计，法人代表应对审计结果负法律负责。

第三十五条 教育机构解散后，其使用的土地依照国家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保障与扶持

第三十六条 教育、劳动、公安、工商、税务、建设、环保、人事、邮政、通信等有关部门对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应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在政策优惠、业务指导、提供服务、教研活动、社会治安管理、表彰奖励等方面同等对待，给予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

第三十七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的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的学生平等的权利。有关单位不得歧视。

第三十八条 教育机构对在校学生的正当权益依法予以保障。

第七章 处理措施

第三十九条 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别由有关机关予以处罚：

㈠未经批准而办学的，由审批机关予以取缔，并责令退还所收的费用；

㈡举办者在教育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审批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处罚；

㈢伪造、变造和买卖办学许可证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㈣教育机构超过经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滥收费用的，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退还多收的费用，并由财政部门、价格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㈤教育机构将积累用于分配或向校外投资的，由审批机关处罚；

㈥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向所属教育机构索取财物，报销非教育机构所开支的费用，或将教育机构财产转换户主据为己有的，由审批机关会同物价、财政、审计等部门处罚；

㈦教育机构的招生广告，未经审批机关审批或审批后擅自修改内容，经媒体传播或张贴、散发的，由审批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第四十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抢拉生源和阻挠学生退学或不按本办法规定给退学学生退费的，由审批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处罚。

第四十一条 审批机关滥用职权、乱收费用、徇私舞弊的，或者对所批准的教育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经省教委批准举办的专修（进修）学院，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9年5月27日印发的《新余市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办法》（余府发[1999]29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