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匈牙利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５日）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方”），
　　希望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参加国，
　　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地区的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文中另有需要，本协定及其附件中：
　　（一）“芝加哥公约”，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包括根据该公约第九十条所通过的任何附件和根据该公约第九十四条对这些公约的附件所作的任何修改，只要这些附件和修改已经对缔约双方生效或已经双方批准，
　　（二）“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局，和／或者指受权执行该局目前所行使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匈牙利共和国方面指运输、通讯和水利部，和／或者指受权执行该部目前所行使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三）“航班”，指为取酬或出租以航空器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公共运输的任何单项或混合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飞经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五）“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和／或邮件的经停，
　　（六）“空运企业”，指提供或者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七）“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指定和受权的任何空运企业，
　　（八）“运价”，指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采用的价格和价格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价格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和条件，
　　（九）“使用者费用”，指因提供机场、航空导航设施和服务而向空运企业收取的费用，
　　（十）“航线表”，指作为本协定附件的航线表或者根据本协定第二十条规定修改过的航线表。

　　第二条　授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便其指定空运企业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以下分别称为“协议航班”和“规定航线”）。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沿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在其领土上空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及
　　（三）在规定航线上的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来自或者前往缔约一方领土或第三国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第三条　空运企业的指定和许可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并且有权撤销或者更改上述指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者其国民。
　　三、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证明，该指定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规定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章是该当局在通常情况下，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四、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立即发给该指定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不应无故延误。
　　五、空运企业一经指定并获得许可，即可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日期，按照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许可的撤销、暂停和附加条件
　　一、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或者暂停发给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者对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附加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缔约一方对该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缔约另一方或者其国民有疑义，或者
　　（二）该指定空运企业不遵守缔约一方的法律和规章，或者
　　（三）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者附加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否则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协商后方可行使。
　　此种航空当局间的协商应在收到要求后六十（６０）天内开始。

　　第五条　使用者费用
　　缔约各方可以征收或允许被征收因使用其控制下的机场和其他设备而收取的合理费用。此类费用不应高于本国的航空器从事类似国际航班而征收的费用。

　　第六条　法律和规章的适用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飞行的航空器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停留的航空器。
　　二、缔约一方关于旅客、机组、货物或邮件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例如关于入境、护照、海关和检疫的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停留的航空器所载运的旅客、机组、货物或邮件。

　　第七条　简化的控制
　　对直接过境缔约一方领土的旅客及其行李和货物，如不离开为此目的而设的机场区域，只应实施简化的控制。
　　对直接过境的行李或货物，不应征收关税和其他费用。

　　第八条　运力规定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提供的航班。
　　三、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求保持密切联系，其主要目的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便满足目前和合理地预测到的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运输需要。
　　四、在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以外国家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上下旅客、货物和邮件，应根据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规定：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领土的运输需要，
　　（二）该协议航班所经地区的运输需要，但应考虑该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和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九条　时间表
　　缔约各方指定空运企业应在不迟于任何协议航班经营前九十（９０）天，将其建议时间表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申报以期批准。此时间表应包括将使用的机型、班次和班期时刻。

　　第十条　运价
　　一、缔约双方领土间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和航班特点（如速度和舒适水平）并遵守以下原则：
　　（一）防止不合理的歧视性运价或做法，
　　（二）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合理的高运价或限制性运价之害，这些运价是滥用主导地位的结果，和
　　（三）保护空运企业免受人为的低运价之害，这些运价还危害航空运输中的市场竞争。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如有必要和可能，可与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磋商。如此商定的运价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前至少六十（６０）天提交各自航空当局，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后生效。
　　三、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上述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通过协商确定运价。
　　四、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就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的批准达成协议，或者未能根据本条第三款就任何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则应根据本协议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交缔约双方解决这一问题。
　　五、根据本条规定制定新运价前，已生效的运价应继续适用。

　　第十一条　代表机构和商务机会
　　（一）缔约一方空运企业可以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设立办事处，以宣传并销售航空运输，但须事先通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规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从事航空运输销售活动。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根据缔约另一方有关入境、居留和就业的法律和规定，向本条第（一）款所指的办事处派驻提供航空运输所需的管理、销售、技术、业务人员和其他专门人员。
　　（四）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效地经营协议航班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方便。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派驻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为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上述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规章。

　　第十二条　机组国籍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应为缔约一方国民。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航班上雇用任何其他国籍的机组人员，应事先取得缔约另一方的同意。

　　第十三条　收入汇兑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互惠的基础上，有权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得的收入汇至缔约一方。
　　二、上述收入的汇兑应用可兑换货币，并按结算日适用的有效汇率进行结算。
　　三、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收入的汇兑提供便利，并应协助该空运企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关税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航空器、以及留置在该航空器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在互惠的基础上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但这些设备和物品应留置在航空器上直至重新运出。
　　二、除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外，下列设备和物品在互惠的基础上也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上航空器的专供飞行国际航班航空器使用和消费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即使这些设备和物品只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部分航段上使用，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为维护或检修其飞行国际航班的航空器的零备件（包括发动机）。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票、货运单和宣传品，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四、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这些设备和物品应受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直至重新运出，或者根据海关法规另作处理。
　　五、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和另一家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享有同样豁免的空运企业订有合同，在该领土内向其租借或者转让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的，则也应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豁免规定。
　　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办公用品、用于机场内的专用车辆或用于在代表机构和机场间运送机组人员的车辆和包括零备件在内的电子订座和通讯设备，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的税捐。

　　第十五条　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取得的收入和利润，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财产，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人员如系该缔约一方国民，其取得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类似报酬，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第十六条　航空保安
　　一、缔约双方重申，为保护民用航空安全免遭非法干扰而相互承担的义务，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缔约双方应特别遵守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民用航空器内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一九七０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规定。
　　二、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防止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和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以及危及民用航空安全的任何其他威胁。
　　三、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的航空保安规定和技术要求。缔约双方应要求在其领土内注册的航空器经营人或者主要营业地或者永久居住地在其领土内的航空器经营人遵守上述航空保安规定。
　　四、缔约各方同意要求上述航空器经营人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停留时遵守缔约另一方制定的航空保安规定和要求。缔约各方保证在其领土内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在登机或装机前和在登机或装机时，保护航空器的安全，并且在登机或装机前，对旅客、机组、行李、货物和机上供应品进行检查。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提出的为对付特定威胁而采取合理的特殊保安措施的要求，应给予同情的考虑。
　　五、当发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者以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相威胁，或者发生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以及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时，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提供联系的方便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以便迅速、安全地结束上述事件或者威胁。

　　第十七条　安全和适航
　　缔约各方对缔约另一方为经营本协定规定的协议航班而颁发或核准的有效适航证、合格证书和执照，均应承认其有效，但颁发或核准这些证件和执照的要求应至少相当于根据芝加哥公约制定的最低标准。然而，一方对由另一方向一方国民颁发或核准的合格证书和执照，可拒绝承认其在一方领土上空飞行的有效性。

　　第十八条　资料的提供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审查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的运力所合理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确定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的业务量所需的全部资料。

　　第十九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的精神，保证本协定各项规定得到正确的实施和满意的遵守。为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经常互相协商。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就本协定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应尽早开始，除非另有协议，最迟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６０）天内开始。

　　第二十条　修改
　　一、缔约任何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可在航空当局之间进行，也可以会晤或书面形式进行，并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九十（９０）天内开始，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二、经过本条第一款所述协商而商定的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修改，应在通过外交途径换文予以确认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解决争端
　　一、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发生任何争端，可先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设法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二、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不能就上述争端达成协议，此项争端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或者如缔约双方同意，也可以通过斡旋、和解或仲裁予以解决。

　　第二十二条　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登记
　　本协定及其修改应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登记。

　　第二十三条　终止
　　缔约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向缔约另一方通知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本协定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除非在期限届满前经缔约双方协议撤回该通知。

　　第二十四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有关该协定生效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下列代表，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布达佩斯签订，用中文、匈牙利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对文本的解释产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匈牙利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陈之骝　　　　　　　　　　　　绍姆舒劳·捷尔吉
　　　　（签字）　　　　　　　　　　　　　　（签字）

　附件：　　　　　　　　　　　航线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点—中间经停点—匈牙利共和国境内布达佩斯—一个以远点。
　　注１：上述航线上的所有地点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注２：行使第五种自由业务权的条件和安排应服从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间的协议。
　　（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如下：
　　匈牙利共和国境内一点—中间经停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点—一个以远点。
　　注１：上述航线上的所有地点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注２：行使第五种自由业务权的条件和安排应服从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间的协议。
　　（三）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或者所有飞行中可不降停其规定航线上的任何地点，但协议航班应在该缔约方领土内始发和终止。
对我国首例贞操损害赔偿案的法理评析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 2001年5月，被称为大陆首例的贞操损害赔偿案，由深圳市中院开庭审理。对于强奸被害人的贞操损害赔偿，我国目前的立法尚属空白。无论是从平抚被害人的伤痛、体现犯罪人与司法体系对被害人人格、价值的尊重，还是鼓励被害人举报犯罪、遏制强奸犯罪等方面考虑，我国都应该明确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贞操损害赔偿请求权。强奸犯罪被害人获得赔偿应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案例。贞操损害赔偿诉讼宜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赔偿范围应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两个方面。在贞操损害赔偿中，不能忽略被害人的责任。
关键词 强奸 被害人 贞操损害赔偿

案情
1998年8月，张丽（化名）结识了一个叫刘某的澳大利亚籍华人。刘某邀请张丽吃饭，并将张丽骗到其住处强奸。张丽乘刘某上卫生间时拨打"110"报警，公安人员接到报案后立即将刘某抓获。深圳市中级法院于2000年6月9日做出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张丽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称刘某的强奸行为已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造成极大创伤和损害，请求法院判令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万美金。法院对张丽的起诉做出裁定，认为张丽的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77条有关规定，张丽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张丽不服，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广东高级法院指出像张丽这种情况"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原告张丽向罗湖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刘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判决刘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2001年1月，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做出宣判。法院认为被告刘某犯强奸罪侵害的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恶劣，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刘某赔偿张丽精神损害赔偿金8万元。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原告认为法院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过低，也依法上诉。 5月，深圳市中院开庭审理了该案。
据称本案是我国首例"贞操权侵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张丽案），故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本文拟结合该案对强奸犯罪贞操损害赔偿问题做一粗略探讨。
评析
对强奸犯罪被害人贞操损害赔偿，西方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对此早已确认。《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规定：“对妇女不道德行为的重罪或轻罪、或欺诈、威胁或滥用从属关系使其承诺为婚姻外的性交者，该妇女亦有同样的请求权”（即赔偿请求权）。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更是司空见惯。譬如，美国著名拳击运动员泰森因强奸黑人小姐而付出巨额赔偿一事曾经被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强奸犯罪被害人贞操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空白。实践中，如果强奸致使被害人伤残或者死亡，也许被害人或其家属尚可能获得有限的赔偿，而大多数没有造成有形损害的被害人则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我国是否应该确立强奸犯罪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贞操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也正是张丽案争论的焦点所在。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强奸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是巨大而且特殊的，这种伤害可分为基本的伤害和从属的伤害两类。基本的伤害直接来自犯罪行为，包括直接伤害和间接伤害。前者主要是指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器官、机能组织所造成损伤，这主要是因为犯罪人在实施强奸犯罪中往往使用暴力、行为粗暴。据统计，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强奸案中，被害人受到了轻伤、重伤或者被害致死的比例高达32.4%①。后者主要是指犯罪行为直接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短期和长期的伤害，如气愤、忧郁、羞耻、无助等短期症状以及多年后仍然持续着的被害经历噩梦般的回忆，等等。从属的伤害产生于第二次受害过程，即被害人受到他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反应。正式的反应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强奸犯罪发生后的反应。因为强奸是典型的“一对一”犯罪，为了将犯罪人绳之于法，被害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在警察、检察官、法官面前揭痛伤疤，在公安局、检察院、法庭等各种场合暴露隐私。而在“漫长”的诉讼中，被害人所受的第二次伤害又常常被忽略。非正式的反应是指被害人的亲人、朋友们的态度。强奸被害人往往不被亲友所理解，在默默忍受被强奸的痛苦时还不得不面对丈夫或者男友的白眼和误解，多年后仍然在亲友邻里的流言蜚语中生活，其婚恋、家庭、就业等都会因此带来很大影响，社会评价值下降，也许一生的幸福也因此毁于一旦。被害人张丽谈到被害的感受时说到：“事情发生后，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我不敢面对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因为这件事同样会令我的父母精神崩溃，我不敢想这件事会对我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至今不敢谈恋爱，因为这件事的阴影会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事过3年了，我晚上还会做噩梦，重现当时的恐怖情景，工作时一想到这件事就走神。”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主要是精神伤害的强奸创伤综合症的存在，它包括急性期和历时长久的重组期。②可见，以强奸未对被害人机体器官造成有形损伤为由否定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片面、站不住脚的。
我国法律对妇女贞操权的保护，采用的是公法的形式，如刑法对强奸犯罪予以刑罚制裁，行政法对猥亵、流氓、侮辱等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但是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于贞操权这种民事权利恰恰没有规定民法的保护方法，没有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强奸会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肉体和精神损害，这种损害显然要比单独侵害名誉权、肖像权严重得多，而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被强奸反而不能请求赔偿呢？“在实务上，一方面，对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流氓罪等严重侵害他人贞操权的行为，均认其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给予严厉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人格上、精神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害，却不能给以任何的民事救济以补偿其损失，抚慰其精神创伤。这种立法实践、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相脱节的现状，是值得法学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以及立法机关重视的。”③
给予被害人损害赔偿，其意义并不在于赔偿金本身，而在于对被害人价值、人格的尊重。以色列学者萨拉?本-戴维在对强奸罪中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强奸过程中，被害人根本没有被强奸犯当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对强奸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或客体。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尔夫冈所指称过的那样，强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们指出，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似乎是当被害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样来行事，即使他们在过去曾有过亲密和长期的交往。在迪纳?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强奸就是将妇女转化成一种客体、一件财产或一个肉体的表现。对于强奸犯人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①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并非仅仅存在于在强奸犯罪过程中，事实上在犯罪实施完毕后依然持续着。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较大的误区：司法机关重视的只是如何利用被害人打击犯罪，被害人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合法权益也常常被忽视。张丽在从美国回复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对“被告已被判刑12年，你还要坚持民事诉讼，原因在哪里？”这一问题这样答复：“我现在国外，这里小猫、小狗抓伤了人都要赔偿，何况我是人啊！”正如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施奈德所言：“对于受害者说来，与其说赔偿具有金钱方面的意义，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赔偿是代表国家和社会的法庭以及罪犯本人承认他作为人的价值的表示。比起国家赔偿来，受害者更愿意得到罪犯的赔偿。他们倾向于要求罪犯赔偿，不想依赖国家的慈善捐助。受害者非常重视法庭宣布：作案人伤害了受害者，必须支付赔偿。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司法体系对自己的尊重和承认。”② 对人的价值、人格的尊重，是对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美国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强奸案中受害人往往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沉默的强奸反应”现象，即大多数受害人（有关专家估计达80%以上）不愿举报，甚至也不向包括母亲和丈夫在内的任何人提及此事。③因此，大多数强奸犯罪事件被隐瞒起来，并未纳入警方统计之中。“强奸的发生率很难测定，尽管所报告的强奸案占所有暴力犯罪的5%——大约2000个女子中每年就有一个被强奸——但是据估计每10个真正被强奸的人中只有一个报告警方。每20个强奸者大约只有一个被逮捕，每30个强奸者中只有一个被起诉；而且每50个强奸者中只有一个被定罪”。④性开放的美国尚且如此，我国会有多少强奸犯罪分子逍遥于法网之外呢？苏力教授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分析了一个在农村发生的强奸私了案件。被害人为什么会选择私了，而不愿向司法机关举报？因为如果她请求严格执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或者准备承受许多“成本”，她不能不认真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而另一方面，如果她选择私了，她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她的名声，较少承担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的风险，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⑤ 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被害人的这种“理性”抉择我们不应单纯指责，而更多的应该是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反思，因为象案例中张丽那样的烈性女子毕竟是少数。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明显增加被害人与犯罪人做斗争的收益，鼓励被害人与强奸犯罪做斗争，遏制强奸犯罪。试想，如果不但可以将犯罪人绳之以法而且还可以获得合理甚至巨额赔偿，那么，还有多少被害人会保持沉默？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被害人所遭受的诉讼伤害的必要补偿。
张丽案中的犯罪人刘某在法院判决赔偿8万元后立即上诉，其实强奸犯罪人拒绝向被害人赔偿是一种普遍现象。一项调查以色列和美国强奸犯对其被害人的态度的研究证实，约有一半的美国罪犯（47%）和2/3的以色列罪犯（61.9%），否认其给被害人造成了任何损害。该研究还证实，以色列和美国的罪犯（包括承认给被害人造成损害的罪犯）几乎都毫不例外地都不愿意给被害人以赔偿（以色列88%，美国占91%）。⑥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奸犯在犯罪过程中运用了将犯罪中立化的技巧。① 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犯罪人承认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并给予被害人赔偿就等于破坏了罪犯的自我形象。强奸是对于被所有社会包括犯罪社会（CRIMINAL SOCIAL）所接受的道德准则的违犯。作为侵犯这一道德准则的犯罪的结果，罪犯心理上出现了不平衡，同时存在着要求重新恢复平衡的强烈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罪犯要采取中立化技巧的原因所在；他们否认曾经伤害过被害人，拒绝向被害人赔偿，这样就不感到自己曾经违犯过那项道德准则，而使心理平衡得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还可以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行，有利于对他们的矫治。
三、几点思考
2001年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我国人格权法律保护的重大进步，但遗憾的是遗漏了贞操权。有些学者主张贞操权精神损害赔偿应包括在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的“其他人格利益”的范围之内。另有一些学者则主张贞操权可以看成是名誉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多种权利的组合，因此亦可据此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都不过是带有补漏性质的观点，我国当前应该明确立法建立强奸犯罪被害人贞操损害赔制度。强奸犯罪人获得赔偿应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应是个别的案例。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由于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因此，张丽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起诉被驳回，张丽不得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笔者认为，对于强奸犯罪贞操损害赔偿宜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宜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理由如下：其一，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无论是对于法院还是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都会增加诉讼成本；其二，有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强奸是一种涉及被害人隐私的犯罪，多一次诉讼就意味着被害人多遭受一次诉讼伤害，意味着强奸所带来的从属伤害的加重；其三，强奸也可能会对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如果被害人刑事诉讼中同时提出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显然，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更为适宜。其四，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则上由附带民事原告举证，但司法机关亦有证明责任，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在原告即被害人。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要单独完成举证责任是很困难的，因此，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有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外，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可以尽早息讼，这也有利于犯罪人安心改造。
虽然存在片面夸大强奸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偏见，但是，如果确立贞操损害赔偿制度，那么强奸犯罪中被害人的责任问题不可回避，当然其目的不在于单纯地责任被害人，而在于司法公正。被害人学研究表明，犯罪事件是双方当事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许多强奸犯罪中，被害人的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② 矫枉要避免过正，在确定犯罪人的赔偿责任时，应按过失相抵原则公平合理的确定犯罪人的赔偿责任。
犯罪人的赔偿范围，应包括以下几项：（1）侵害贞操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经济损失主要包括强奸致使被害人受伤的医疗费、流产、生育费用及营养费、感染性病的治疗费等，以及因强奸而给被害人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精神利益和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同时，还可以判令被告人承担非财产性民事责任，如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

[本文原载《法学》2001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姚建龙（1977—），男，江西省永丰县人，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专业法学研究生。已在《法学》、《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司法》、《犯罪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合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研究》（即将出版）。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学。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13917330369；电子信箱：yaojian7244_cn@sina.com yaojianlong@sohu.com
①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② [美]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267页。
③ 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①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页。
② [德]施奈德：《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1990版，第.847页。
③ [美]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④ [美]迈耶?萨门：《变态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苏力：《法律规避及法律多元》，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
⑥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①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页。
② 姚建龙：《强奸犯罪被害人责任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