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个人自由与行政听证

【内容摘要】行政听证的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其核心是质证，即“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其本质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并缩小公民和机关之间因为地位不对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行政听证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建立并完善这一制度对于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保证依法行政，保护个人自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行政听证程序 行政权力 个人自由 自然公正


【The summary】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 lies in clarifying the fact, find the truth, its core is cross-examination, namely " offer parties to express the chance of the suggestion on the important fact "; Its essence is that a citizen uses the legal right to resist the possible improper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ve organ, narrow because the reciprocity enormous contrast caused of the status between the citizen and orga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 has already become the key system in the law of moder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 setting up and improving this system for ensuring citizen's right, it is just to realize the society, guarantee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according to law, protect individual freedom, there are very important meanings.
【The keyword】 Administrative hearing procedur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dividual freedom Just naturally


在读者读这篇文章之前，作者有必要声明本文试图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有关知识，粗线条的勾画出行政听证制度为限制行政权力的高速膨胀以及捍卫个人自由而存在之必要性，而非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作以具体的考量。因此，本文看起来更像是一篇政治学论文，而非法学论文。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对听证制度是如何导入行政领域的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对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的影响?

“听证”一词原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的制度，它最初是用于司法裁判权的行使，使司法审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来听证制度得到扩张并且首先被移植于立法领域，形成了立法的听证制度，它是指立法机关为制定出适度、可行、科学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听取大众的意见，“须听取公众的声音”，是法律法规能够反映并维护公意；另一方面，立法者不会总是全能全知的，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会有学识上、经验上的不足，这就要借助于该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意见，防止“片面立法”和“立片面之法”的局面出现，在后来随着行政权的扩张，听证制度被广泛应用于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它是指行政机关在依行政职权做出对行政相对人或公众权利、义务有影响的行政行为之前，必须就该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或公众意见的一种程序性制度。但在当代，行政权力通过立法机关（代议机关）的立法授权而扩张，并因此而获得对部分社会关系予以调整的立法权以及对部分民事纠纷予以裁决的准司法权。这使得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也发生相应的影响，即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由单一的执法听证转变成为，实质包括行政执法听证、行政立法听证、行政司法听证。其中行政立法听证应参照立法听证，即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时也应听取公众或该方面精英的意见；而行政执法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相对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以避免行政机关的恣意独断，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作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权力的现状予以说明。我们不得不承认，行政权力正在侵蚀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基础，它由于自身的巨大危险特征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立法机关对于其授权，使他能够快速膨胀。当行政权对立法权、司法权的入侵，我们麻木，甚至淡然处之。但我们必须明白，行政权力的扩张必然会对我们的自由空间造成挤压，这就意味着我们个人空间的减少。放纵行政权的扩张，便意味着我们自己给自己头上放了一把利剑！我们该何去何从？ 限制行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行政听证制度或许能帮上我们这个忙！ （当然，行政听证制度并不是约束行政权的唯一途径，但它却是适用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的一种程序）

接下来我们会对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立法领域是如何捍卫个人自由而防止行政权力之恶意侵犯的而予以讨论：

在陈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代议制的恶予以批判，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代议制度要对行政权扩张负责。
在现代国家，人们便帮公意，人们透过群体决策这种最能表达公意的方式而行使立法权，并形成一种制度。这便是代议制，中国也不例外，这是迄今为止为政治家创造的（在一些国家是自生自发声生成的）最优秀的组建政府和政府运作模式。这样地模式是建构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之上的。该学说认为，主权在民，政府权力来自人民，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否则人民可以废除，改变政党，罢免官吏，而人民通过选举代表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因此，代表（议员）是公众的代理人，要根据后者的意见行事，即使自己与公众的意见相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改变了，正如有一个经济学类似的例子: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股东对经理层影响日益衰微，这是因为随着股东的多元化，经理们多代表的股东越多，经理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代议制中发生的情况与公司的情况类似。单个民主选举已经难以实现对于代表的监督了，这就让我们对此产生怀疑：通过代议制的代议机关制定出的法律究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的还是代表们为少数人的私欲而制定的？ 是某次代议制的会议中的某个多数派的意见还是已经倾听过公众们的声音？它是否代表民意？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意？更要命的是由代议机关通过的这样的法律却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说我们是法制社会毋宁说我们是被法律统治的社会。个人自由与强制约来越多的取决于立法。但在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联系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裂痕的情况下，立法者们如何保证这部法律的公正？于是，出现这样的事实：政府官员们的权利不断扩大总是与我们代议机关通过的这些法律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二：其一是行政权自身具有危险性，它无时无刻的梦想扩张，但立法权、司法权甚至与公众对它的监督，使他无从下手。所以他需要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去作为旗帜进行扩张，而脱离了公意的代议制（此时它是缺乏甚至无监督的）使他有机可乘，于是他对于立法机关的诉求日益增多；其二十代议机关的本身的立法活动仅仅依据的某次代议会议中占多数人的意见而进行，公意被弃之不顾，，这也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行政机关给与授权而对公众是否同意在所不问。此种授权往往是满足立法、行政二司之私欲而又危害个人自由的，当这种授权发展到登峰造极便是立法者通过授权而将部分立法权给与行政机关形成立法权。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权力的随意授权算是越权渎职，那么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权力的随意让渡算是什么？但我知道，有了立法权以后的行政机关将会更加可怕，因为它们有了使自己行政行为合法化的“净化器”，事前动用行政立法使之合法化，然后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行政机关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它们只有一个出发点:动用自己职权有效而便利的管理这个社会，除此之外，他们不会考虑其他，它们比立法者更可怕，因为即使是立法者也要遵守制定法律的程序（立法法），而行政机关通常无所顾及。
行政立法专断产生了，它的产生，便同时意味着我们个人自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对于个人自由而言，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政府。政府每多进一寸，我们的个人自由空间将萎缩一丈”[1]。

那我们该如何防止这种行政立法专断局面的出现呢?从长远来看，应该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蚀予以禁止（虽然这点争议很大）。单从短期来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是现阶段最佳的限制行政权对立法权戕害的应急方案。建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可使公意得到充分而直接的表达，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它实质上使行政立法机关与公众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互动，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倾听，有效的防治行政立法专断，实现了行政立法制度的公开化、透明化、使得行政机关听取民意后以便于全面的准确的使各种人民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更重要的事：它使这种约束行政立法权的思想得以法律化，迫使行政机关予以遵守，我称之为“给利斯坦安上笼头”。[2]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于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执法当中的作用予以阐述（主要是如何减少公共稀缺资源的浪费）。

行政制法领域或许是公共资源稀缺资源浪费最为严重的地方，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原因是与行政权力入侵司法权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行政权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它的易扩张性和侵犯性也是造成行政权拥有一部分司法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客观原因，在这里作者想要通过考任、聘任等方式取得行政职务的，这使得他们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这使得他们只从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和有效性出发考虑问题，而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如何理性配置社会资源等方面难以顾及。其二，行政机关的决策制是首长负责制，即“精英管理”而非“群体决策”，追求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细细想想，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得承认首长是一个人，是的，人是有理性的，他在首长的位置上，或许能说明他的理性可能比身为平民的我们要多一些（有时还不一定呢），但是人的理性也有不及的地方，它也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认识水平等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非及性，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任何人都不能掌握社会的全部知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不是全能全知的，每个人就自己所接触到学习到的那部分知识或许更多一点的知识所熟识。首长是人，首长不能全能全知的，那么首长也会犯错误，但由于行政首长负责决策机制的原因，首长犯错便意味着整个行政机关的犯错。在经济学上，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即投入成本，所获收益最大。借鉴经济学上的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行政机关的犯错便意味着公共管理成本在这个时候没有最小化，这是公共资源的浪费，非理性的对公共资源进行了配置；其三，对第二点的讨论，我们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非及性” 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首长们犯错只是因为理性不及，是一种善意的犯错。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政府官员们恶意的犯错，如受贿、贿选等。这也都造成公共资源的一种“挥霍”[3]。

但既然政府会“犯错”，那么法律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纠错”或“放错”程序来予以救济。其中，方法之一便是给行政机关以更多的程序义务，对行政相对人或公众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力，以达到权力的平衡。行政听证制度便是一个例子。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为主。若行政机关仅凭先前的证据或材料，而不给与当事人以发表意见的权利（听证），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若此行为是合法的、有效的，则相对人无话可说，若此行为时不适当的，甚至于是违法的，并且由于行政的现行有效性，该错误决定会先于执行，这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危害，也同时增加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在引入行政听证制度后，表面上看来，行政机关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负担，但我们明白“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给当事人对事实或法律问题予以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提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科学性或合理性，避免了因决定的程序或实体方面的问题而由行政机关“反复解决”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总成本。

在对行政听证制度对行政执法的作用分析完毕后，我认为有必要对个人自由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作用分析。

个人自由首要的要求是对人身的个人占有，而不是被他人占有（奴役）或某个集体的占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身的归集体而非个人），其次，便是自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者对自由下过最准确的定义，我个人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它包括很多方面，应划分为经济自由与其他自由，其他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等各方面各个层次，而其恶其他自由都是从属于经济自由。自由在各自的领域会浮生出各自的权利，这是自由所使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莫过于财产权，即私有制。正如巴斯夏“如果我们不对我们人身加以扩展，我们何来自由？ 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加以利用，我们何来财产权?”。①它是人身自由的发展，又是人生自由的保障，在私有制形成后，人们开始用剩余产品交换。

①[法]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秋风译，2004年版.


上述个人自由的陈述表明，自有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政府不仅仅保护个人自由，还应当加强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保护。此种保护不是对自由市场贸易自由等方面的干预，而是政府应扮演“守夜人”[4]的角色，即只给“否定性”（禁止性）的区域或空间，在此空间之外，由当事人自行决断，但当我们回顾政府行政管理的发展轨迹时，发现，行政权力不是萎缩而是日益膨胀，政府往往给与我们的只是“肯定性”的区域或空间（各项自由权）,个人自由空间得到压缩，我们的自有被侵害。
为了防止巨大的行政权力演变成专横的暴力，以程序制约实体，以程序的自然公正最大限度保障实体 的合法公正，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说“一部健全的法律，
如果用无端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阿胜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这就有必要建立行政程序的监督机制，而在这些 程序中，听证制度尤为重要。以程序制约实体，以听证约束公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最严厉约束便是个人自由的最高捍卫。

最后一部分是中国的现行的听证制度的几个问题予以陈述，中国现行的听证制度问题很多，但限于篇幅，我只能就少数问题予以阐述。

一是，听证源于英国普通法上一项古老的传统——“自然公正”原则[5]，这项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或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二是，一个人作出对他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之前，应听取他人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借鉴一个方面的同时，却又在学习前一个方面的过程中摧毁另一个方面。最明显的就是行政听证的主持人制度。由于行政听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司法性，听证主持人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人们要求主持人应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并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一个方面，主持人应不是听证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即行政机关或相对人。但现实是，听证的公正性面临着行政的主持人及其他组织者，一般就是行政机关所指派，在此情况下，听证的程序公正应当如何保障呢？
1、听证的可操作性太差。对行政听证规定简单，并散见于各部法律之中，几乎没有操作性，在听证主体方面，为规定听证举行的组织者，听证主持人的超然规范，对听证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方面立法上是空白的。
2、在行政听证的范围上，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适用听证程序，似乎暗含着立法趋势是对财产保护重于对人身权保护基础；但前文所述，人身自由是享有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所有权的基石。这样的立法趋势是本末倒置的，应将听证的范围扩大至一切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
3、关于行政听证的效力问题听证会的效力有多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行政行为的作出。这也就是中国行政听证问题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尚未健全，更何谈效力问题。而且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基本上是“不听白不听，听了也白听”。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外国的一些做法予以借鉴，我个人认为，听证会以纪要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可以作为参考意见，在抽象行政行为，则可作为唯一证据。但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应当作为参考性的意见。
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的通知

农办牧[2009]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林）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养猪业是畜牧业的支柱产业，良种是生猪生产发展的基础。为推进生猪品种改良进程，提高生猪生产水平，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我部组织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


二○○九年八月四日




附件：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



良种是生猪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为进一步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加快生猪遗传改良进程，提高生猪生产水平，增加养猪效益，制定本计划。
一、我国生猪遗传改良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稳步推进，种猪质量明显改善，瘦肉型猪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养殖效益明显增加，养猪业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为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满足城乡居民猪肉产品消费和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地方猪种资源最多的国家，具备发展生猪生产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在丰富国内品种资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有效保护地方品种。农业部先后两次公布了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包涵了八眉猪等34个地方猪种；确立了第一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包括宁乡猪、荣昌猪和藏猪3个保护区，以及太湖猪、民猪、黄淮海黑猪等35个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各地为保护地方猪种开展了大量工作，促进了地方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培育一批新品种、配套系。自1998年以来，苏太猪等15个新品种、配套系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这些新品种、配套系普遍具有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肉质优良等特点，在提高我国生猪生产水平和猪肉产品质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成功利用引进品种。先后从丹麦、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引进了大白、长白、杜洛克、皮特兰等世界著名瘦肉型猪品种，以及 PIC、斯格等猪配套系。这些品种、配套系已基本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条件，为开展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初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建设了4478个原种猪场、扩繁场，在武汉、广州、重庆建立了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承担全国种猪与种公猪精液质量等监测任务。成立全国猪育种协作组，积极推进种猪测定、选育与区域性猪联合育种工作。目前，以原种场、扩繁场、种公猪站、性能测定中心（站）、遗传评估中心和质量检测中心等为主体的良种猪繁育体系初步建立。2007年以来，国家在全国200个生猪主产县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人工授精普及率明显提高，生猪品种改良工作稳步推进。
（三）生猪生产水平逐年提高
随着良种普及率的提高以及饲养管理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生猪生产水平逐年提高。一是生猪生产稳步发展。2008年，全国生猪存栏4.63亿头，出栏6.1亿头，猪肉产量4620.5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 53.8% 、278.9% 和 361.4% 。二是生产水平明显改善。生猪存栏率从1978年的53.5% 提高到2008年的131.7% ，胴体重从1980年的57.1千克，提高到76.5千克；育肥猪出栏周期从1978年的300天左右缩短到180天左右；生猪配合饲料转化率与“八五”时期相比提高了20% 以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国外优良种猪依赖程度高，存在引进 -退化 -再引进 -再退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
（一）育种基础工作薄弱。种猪场育种积极性不高，“重引进、轻选育”，育种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性能测定工作不规范、测定种猪数量少，品种登记没有有效开展，育种群间缺乏遗传联系。原种猪场、科研院校和技术推广部门相互协作的育种体系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育种管理体制。
（二）种猪市场不规范。“原种场—扩繁场—商品场”繁育结构层次不清晰，没有形成纯种选育、良种扩繁和商品猪生产三者有机结合的良种繁育体系。种猪质量参差不齐，多数种猪场销售的种猪没有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信息，无证经营和超范围经营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地方猪种选育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地方猪种普遍缺乏持续选育，选育方向不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产业化生产格局尚未形成，加之缺乏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导致地方猪种在种猪和商品猪市场缺乏竞争力，地方猪种数量不断减少，个别甚至处于濒危状态。
三、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必要性
针对我国猪遗传改良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推进我国猪育种工作健康规范开展，参考发达国家猪遗传改良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十分必要。
（一）有利于保障我国种猪产业安全
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开展种猪自主选育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可以逐步改变瘦肉型种猪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格局，提高种猪自给率，确保生猪生产平稳发展所需的种源基础，保障13亿多人口的猪肉消费需求；也可以减少种猪进口带来的生猪疫病传播隐患，降低动物疫病对生猪产业持续平稳发展造成的危害。
（二）有利于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益
发达国家猪育种的实践表明，实施以加速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进为目标的猪遗传改良计划是推动生猪改良最有效的手段。对生猪繁育体系的育种群进行有效改良，通过扩繁群将优秀的遗传品质迅速传递到商品猪生产中，必将使我国生猪生产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新的突破，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养殖收益。
（三）有利于增强我国养猪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生猪产业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养殖者对生长速度、瘦肉率、猪肉品质、饲料转化率等经济性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对种猪质量、生产潜能的要求也越发突出，持续的遗传改良成为养猪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有利于满足多元化种猪和猪肉市场需求
以我国独特的地方猪遗传资源为母本的杂交利用以及用地方猪种培育的猪新品种（配套系），对于满足特定市场对优质猪肉的需求，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形成多样化、优质化和特色化的猪肉产品市场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目标
（一）总体目标
立足现有品种资源，着力推进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建立稳定的场间遗传联系，初步形成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加强种猪持续选育，提高种猪生产性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改变我国优良种猪长期依赖国外的格局；猪人工授精技术加快普及，优良种猪精液全面推广应用，全国生猪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开展地方猪种保护、选育和杂交利用，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优质猪肉市场需求。
（二）主要任务
———制定遴选标准，严格筛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作为开展生猪联合育种的主体力量。
———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种猪登记，建立健全种猪系谱档案。
———规范开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获得完整、准确的生产性能记录，作为品种选育的依据。
———有计划地在核心育种场间开展遗传交流与集中遗传评估，通过纯种猪的持续选育，不断提高种猪生产性能。
———推广普及猪人工授精技术，将优良种猪精液迅速应用到生产一线，改善生猪生产水平。
———充分利用优质地方猪种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杂交利用和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三）技术指标
在组建核心育种群基础上，通过对种猪性能的持续改良，核心育种群主要性能指标达到：
———目标体重日龄年保持2% 的育种进展，达到100公斤日龄提前2天；
———瘦肉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达68% 保持相对稳定；
———总产仔数年均提高0.15头；
———饲料转化率年均提高2% 。
五、主要内容
（一）遴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1.实施内容
制订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标准，结合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采用企业自愿、省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方式，选择100家种猪场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2.任务指标
2016年前分批完成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评估遴选。其中，2009～2012年：开展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认证，筛选出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育种群5万头，配套相关育种设施设备。2013～2016年：形成纯种基础母猪总存栏达10万头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群，形成相对稳定的育种基础群体。
（二）组织开展种猪登记
1.实施内容
全国畜牧总站建立国家种猪数据库并组织开展种猪登记，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按照《种猪登记技术规范》（NY/T820-2004）的要求，组织技术推广部门对本辖区内国家生猪核心育种群纯种猪进行登记，及时传送国家种猪数据库。
2.任务指标
2016年前完成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在群纯种猪登记，逐步形成连续完整的种猪系谱档案，并动态跟踪种群变化情况。
（三）建立种猪性能测定体系
1.实施内容
（1）制定种猪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方案，测定和评估的主要性状，包括目标体重日龄、目标体重背膘厚、总产仔数，结合选育效果适时调整测定指标，有条件的种猪场可进行目标体重眼肌面积、21日龄窝重、出生窝重、饲料转化率、利用年限、产仔间隔、体型以及胴体性能与肉质等辅助性状的测定和评估。
（2）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坚持场内测定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测定相结合，以场内测定为主要形式。
（3）逐步完善主产省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主要负责对本省区核心育种场种猪生产性能进行抽测、执行国家种猪质量安全监测计划，以及受核心育种场委托开展性能测定工作。
（4）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负责全国种猪遗传评估工作，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建立区域遗传评估中心，负责本区域种猪遗传评估工作，并按要求将数据上报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全国遗传评估中心依据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报送的抽样测定数据，进行场间性能比较，评价场内测定数据的准确性，增强场间关联度。
2.任务指标
生猪核心育种场按照全国种猪场场内性能测定规程实施全群测定，每周将上周测定数据报全国或区域遗传评估中心。
（四）开展遗传交流与遗传评估
1.实施内容
（1）全国遗传评估中心根据核心育种场上报的性能测定数据，会同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制定场间遗传交流计划，经全国畜牧总站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遗传交流以种猪精液交流为主。
（2）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应严格执行场间遗传交流计划，按要求选用其他核心育种场测定优秀的种公猪精液，开展持续性能测定和群体选育工作，建立持续的遗传联系。
（3）遗传评估中心采用多性状动物模型 BLUP方法（模型参见《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牧站（种）〔2000〕60号）》），对各地上报的性能测定数据，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反馈至育种场，核心育种场以评估结果为依据选留优良种猪，在此基础上开展持续的选育改良。
（4）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会同核心场育种技术人员共同制定遗传交流配种计划，配种公、母猪系谱由交流场、育种技术员和专家组同时备案。
2.任务指标
全国遗传评估中心每季度公布一次全国遗传评估结果。
（五）种公猪站和人工授精体系
1.实施内容
（1）根据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和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分布情况，完善区域性种公猪站建设；种公猪站的公猪来源于经性能测定、遗传评估优秀的公猪。鼓励核心育种场和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将测定评估优秀的公猪提供给种公猪站。
（2）依托国家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加快普及猪人工授精技术，将优良种猪精液迅速推广应用到生产中；核心育种场优良母猪通过扩繁不断地将良种母猪推广至生产中，从而带动商品猪生产水平的提升。
2.任务指标
2020年前，建设完善 400个种公猪站。2015年起，种公猪站饲养的种公猪必须经过性能测定，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点布局合理、服务到位。
（六）地方猪种的保护、选育与利用
支持列入国家级和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地方猪种的保护和选育工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地方猪种资源肉质、繁殖性能与适应能力等优良特性，采用杂交选育与本品种选育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培育遗传性能相对稳定的专门化品系，鼓励有计划进行地方品种的杂交利用和参与配套系培育，满足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
农业部畜牧业司负总责，全国畜牧总站负责本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省级畜牧主管部门承担本辖区内生猪遗传改良工作，具体负责区域内核心育种场的资格审查、遗传交流计划执行情况的督查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的管理，落实国家种猪质量监测任务，组织地方优良猪种资源保护、选育与开发。依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重新组建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作为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主要技术力量，负责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方案和场间遗传交流计划的制定、参与种猪生产性能抽测、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估等。
（二）加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管理
公开发布“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名单，接受行业监督。国家核心育种场原则上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稳定，但必须严格按规定淘汰计划实施中不合格企业。国家支持生猪核心育种场建设，生猪产业政策适当向生猪核心育种场倾斜。指定对口专家作为生猪核心育种场实施改良计划的技术支撑，在育种方案制定实施、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环境治理、国内外技术交流和培训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必要时，委托国家级种畜质检中心对场间遗传交流后代进行 DNA亲子鉴定，对遗传交流的真实性实施有效监督。
国家核心育种场须按照改良计划的要求，履行好职责，确保测定数据和场间遗传联系真实性。确定专职育种技术员，具体负责种猪配种、性能测定等育种工作，及时提交育种数据。按要求定期向辖区内种猪性能测定中心送测种猪，抽样数量不少于当年该场测定总量的5% 。
（三）健全种猪质量监督体系
完善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加强部级种猪质检中心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部级种猪质检中心和省级种猪性能测定中心相结合的种猪质量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种猪质检中心的作用，加强对种猪场和种公猪站种猪质量的监督检测，推进种猪场和种公猪站的规范化生产。
（四）加大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投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立猪育种行业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整合生猪育种科研和技术推广等项目，推进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实施。
（五）加强宣传和培训
加强对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宣传，增强对改良计划实施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我国猪育种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建立全国生猪遗传改良网站，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