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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宪法适用问题的探析

(作者:丛彦国)

摘要：研究宪法适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有关这一理论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理论的发展却伴随着一些障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障碍，并针对这些障碍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字：可适用性 协调 条件

宪法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不可能请求国家机关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再加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所以，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1]，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一种虚置性的权利，不具有实质性的人权保护的意义。可是，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跳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直接引用宪法，实际上是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护宪法权利方面的立法存在问题的事实。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不能直接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我国宪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辨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们主要针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宪法具有直接可适用性，我国宪法总则最后一段写着，“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这里，要注意宪法的这一段中的几个关键的地方。
首先，该条指出，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很明显，宪法中所指的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是指宪法的形式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相同，其内容是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的。不管怎样，既然具有“法律的形式”，就必然具有法律规范的要素。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有三个要素：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必须指出，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而可能有某个要素存在于法律规范以外的规范之中[2]。因此，以宪法缺乏制裁性条款而否认宪法的可适用性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宪法存在的“法律的形式”，使宪法获得了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与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实际上已规定了宪法自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很明显，宪法第126条中的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应被理解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就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言，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为依据的，例如《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因此，宪法第126条对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规定是广义的，宪法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就当然应当适用该条款，获得司法适用的效力。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法律效力的“直接适用”的否定。相反，既然是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我国所有纳入法制的权力，或者说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力，都应当是低于宪法的。这一点，在该段随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宪法紧接着写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任何机关的任何权力都是低于宪法的，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任何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的这一段的规定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宪法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可适用性，同时这种适用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
最后，该段的最后一句写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句表明，贯彻与实施宪法的主体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只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已。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权）和第67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与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矛盾。因此，直接适用宪法是法院“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合理的、恰当的手段，而且，应该看到，这甚至是宪法规定的一项“职责”。可以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那两个批复意在否定宪法在司法过程中能被直接适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接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嫌违反宪法的案件时，可以完全没有宪法障碍地直接适用宪法。当然，对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来适用宪法并没有宪法上的限制。无论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司法解释、批复，甚至可能是包括对下级法院进行指导等方式，都可以适用宪法，甚至可以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应当”适用宪法，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应当是最高法院时刻不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样看来，齐案的批复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创造出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唤醒了宪法中本来就已“隐含”着的权力。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
在讨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方面之前，有必要先理清有关宪法实施的几个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非常混乱，如宪法监督常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3]。由于长期以来对以上的一些概念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使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建设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区分有关概念，或者说在一些概念上形成共识，对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机制至关重要。
造成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混乱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宪政制度的引进上，由于宪政制度是国外的产物，翻译不同国家的这一制度会有不同的表达，又由于这些不同的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蔡定剑在其《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行之道》一文中把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分成三个层面的概念[4]。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的概念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
宪法保障是为实施宪法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宪法保障制度是一种非常广泛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各种制度和技术。
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点、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的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违宪审查制度。
第二，在中观层面的概念是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
宪法监督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概念，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宪法适用这一概念在由司法机关作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时适用，也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最主要的方面。宪法的适用与宪法的解释不可分，适用宪法的过程就是解释宪法的过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或宪法实施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是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
违宪审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对违宪立法、行政行为申诉的裁决。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内容。
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但又不等同。有时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这时二者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和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引起违宪审查的原因，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的结果。而有时公民提起宪法请求并不是要审查法律或政府行为的和宪性，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侵权的不是立法或政府行为，而是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从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角度看，宪法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决定某项被第三人侵犯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要受宪法保护，或者权衡两相冲突的宪法权利优先保护谁。这时两个概念内容就不同，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这种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诉讼就完全是宪法私法化诉讼，而不是违宪审查。
所以，人民法院管辖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完全与违宪审查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和不同的内容，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相矛盾的，也是弥补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缺乏法律救济渠道不足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依照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宪法监督的程序处理，对于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定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给予法律救济，而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则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如果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此类违法宪法的行为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但是，如果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得到认可，那么，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的条件
应当指出，在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应认为，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原则审判具体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判案件。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再次，如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既符合民事法律禁止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即对某一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的规定进行保护，而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在1993年杨淑华诉双阳县奢岭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证侵犯其人身权利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离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但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主张其婚姻自由权受到侵害，达不到根据宪法基本权利即婚姻自由权的规定保护的程度，受案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地援引婚姻法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也不能直接地援引行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根据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的理由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行裁判。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宪法的适用制度是最有效的维护宪法权威的制度，也是实现宪政的制度基础。宪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宪法领导下的法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宪法处于一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但如果其得不到真正的适用，那么，再“高”的宪法也是没用的。进行宪法适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由审理个案而引发的违宪审查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权利。实行宪法诉讼，建立全面、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确立宪法适用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并且由宪法诉讼作为突破口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日。
[2] 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市场经济下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页。
　　【内容提要】本通过对一公司实务案例，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的法律概念，通过对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公司证件权益受到损害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分析并结合我国公司证件权益保护问题的法律现状，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保护问题的若干法律方案。

　　【关键词】公司证件权益 证明文件 非物质权益 公司身份权益
　　公司经营权益 社会利益 现代管理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迅速攀升，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尚不很完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高级别的实用型公司管理人才尤为稀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日益突显出原本潜存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公司证件及公司证件权益问题即是其中一项相对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该类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同一的处理流程，实务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严重影响到涉及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本文基于该问题和涉及的有关事项展开论述，发表一下公司证件权益在法律保护方面的一些见解。
　　为了更好的阐述本文涉及的实务问题和观点，先行参详以下案例：
　　AA公司系在省级工商局注册的经营药材的一私营企业，2007年4月，该公司进行了重组，原公司大股东A将大部分股份转让给了股东B、C、D，原公司其他股东将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均转让给了股东B、C、D。股东B、C、D均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义务，涉及股份转让同时均在所属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变更后的的股东股权比例为：股东A占10%，股东BCD共占90%。后经过公司股东会做出决定：AA公司变更名称为BB公司。公司委托A到办理更名手续，A携带以AA名义下的所有公司证件包括公司营业执照、经营批准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前去办理更名；A因更名不满在办理完毕公司营业执照的更名手续后，领取了新发的名字为BB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后不再办理其他证照的更名，并携带包括BB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其他未变更的所有证照离开公司后隐匿。（备注：原AA公司公章在A手中，更新的BB公司公章在公司）
　　BB公司因未拿到营业执照无法变更涉及的批准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并无法办理银行开户，无法开展经营业务，无奈之下通过报纸公告营业执照丢失作废，按照遗失申领程序向工商局申请补发，工商局在给予补办时接到了股东A的电话和特快专递函件，称A是BB公司股东，涉及BB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没有丢失，工商局如给BB公司补发营业执照属于违法，A对此进行举报。工商局鉴于此停止补办程序。BB公司因无法联系到股东A，遂通过报纸公告召开股东会，经过合法程序做出股东会决议：确定股东A的行为属于个人违法行为，重新向工商局提出申请补领报告。工商局仍不予理会。
　　碍于工商局系主管政府机构，BB公司未选择行政诉讼，但迫于无奈向BB公司法院起诉股东A，诉请股东A限期返还BB公司营业执照及其他未更名的证件。经法院多次电话联系并发送传票，均无法联系上股东A，涉及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法院认为如果股东A不能到庭，无法证实并印证BB公司的诉讼请求，建议BB公司撤诉，BB公司无奈撤诉。因经过法院亦无法联系上股东A，且法院认为尚缺乏证据证实BB公司营业执照及有关证件在股东A手中，BB公司再次公告营业执照丢失并再次向工商局申请补领。工商局继续不予理会并建议BB公司注销再重新注册。因涉及药业公司的批准规格提升，依BB公司目前的条件已无法获得新的批准证书，故重新注册不符合BB公司实际情况，BB公司因此陷入困境。
以上案例突显出我国《公司法》在公司证件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当该类问题是应如何定性和决断，是我们殛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证件权益的法律概念和重要性
　　（一）公司证件与公民身份证件的比较
　　公司证件顾名思义系指公司的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属于公司法人所有的一系列证明文件，概括的说公司证件即公司身份的证明文件。
　　公民身份证件一般指公民个人的身份证、护照等能够证明其个人身份的证明文件，是公民享有权利、证明身份的基本证件，是由国家政府确认的具有唯一性的个人证件。
　　公司证件和公民证件虽然都是由国家确认的法定证件，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公民证件的控制人和权利人是唯一的，涉及法律问题容易解决，基本上不存在争议。而对于公司证件而言情况相对复杂的多，作为公司证件的所有者和法定控制主体系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系由各个股东共同设立的，那么由谁代表公司法人管理和控制公司证件及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的解决，目前在国内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二）公司证件权益的概念
　　经过对公司证件和公民身份证件的比较，本人认为，公司证件权益可以概括定义为：公司法人对国家政府机构颁发的以证明其法人身份的有关证照所享有的相关权益。公司证件权益是由公司法人享有的专项权益，任何其他公司企业、单位组织、个人非因法律规定事项均无权取得、占有。
　　（三）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至关重要的一项权益。
　　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所属特定的非物质权益，系公司身份权益和公司经营权益的合法证明文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营业执照等公司证件有明确的规定，公司必须在法定的经营场所悬挂（张贴）营业执照等证件。在涉及公司签订重大合同时，双方一般需要相互验证公司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证件；在办理税务、审计等事务时公司必须提交相关公司证件。如公司失去了对所属证件的支配权，所造成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故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所有权益的首要权益，是公司至关重要的一项权益。

　　二、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的主要类型；
　　本节所指公司证件侵权损害系指公司证件被公司法人主体以外的主体占有，剥夺了公司法人对其证件的支配权，妨碍公司法人正常运营而产生的系列侵权损害纠纷。
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一般存在以下主要类型：
　　（一）侵权人系本公司以外的公司、组织或个人；
　　本公司以外的公司、组织或个人系指与本公司无股权关联的公司、组织或个人。如该类主体占有本公司证件，可以认定占有行为违法，应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在该类侵权类型中，一般系基于债权债务关系所引发。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件是不能当作权利凭证用作质押的，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非政府法定机关无权扣押、占有；故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该类侵权事项的解决一般不存在太大的争议。
　　在实务案例中，如侵权事实明确可察或侵权人明确承认占有了本公司的有关证件，那么本公司依据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当然的可以提起诉讼，并可以获得支持。如侵权事实不好查实而侵权人又恶意的不认可实际占有本公司，本公司可以根据遗失申领程序向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补发。
　　（二）侵权人系与本公司有股权关联的公司、组织或个人；
　　与本公司有股权关联系指本公司的股东（实际占有公司股份并进行了工商登记，不包括名义股东）。本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证件，侵害公司权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侵权人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非法占有公司证件，妨碍公司运营，所侵害的主体是公司其他股东，但是控股股东对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占有绝对优势，其他股东亦无法通过任何股东决议。在司法实践中，尚无行之有效的处理方略和规定可循。
　　2、侵权人系本公司的非控股股东（小股东）；
　　公司非控股股东、小股东侵害本公司证件权益的问题在实务案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众多公司证件侵权案件中，涉及中、小股东侵权的占大多数；即使所占股份份额较小，但其仍然系公司的股东，基于其在公司的该特殊身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亦无轨可循。
　　（三）侵权人涉及本公司的名义所有人、直接管理人或实际控制人；
　　1、我国新《公司法》确认了公司实际所有人（实际股东）、名义所有人（名义股东）的概念，在实际案例中不乏该类争议，例如：在一独资公司中，公司实际登记的名义所有人不是公司的真正投资人和所有人，但是名义上的所有人，如果该名义所有人侵害了本公司证件权益，应如何处理，目前尚无直接的处理方案；通常系先行解决所有人之争，确定权属之后在解决公司证件侵权纠纷。
　　2、本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占有本公司证件，侵害公司证件权益的情况在实践中亦存在；基于公司聘任的管理人一般不享有公司股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般侵权案件处理，尚不存在很大的争议。
　　3、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侵害公司证件权益，如果确定了侵权人确实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在一般意义上讲，侵权即无从谈起；该类情况在实际案例中较少。

　　三、公司证件权益受到损害所侵害的主体；
　　（一）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
　　公司对其所有的公司证件失去支配权，造成公司运营的的不便和损失所侵害的直接主体即公司所有者即公司股东。
　　（二）公司职工权益；
　　如果公司证件权益导致公司丧失商机、无法运营并导致严重亏损，那么必然导致公司的财政危机，将直接导致公司职工的工作权益，不可避免的出现怠工、无法兑现工资、报酬，损害公司职工的权益。
　　（三）国家、社会利益；
　　公司作为国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组织成员，公司的经营状态和发展趋向从大的方面讲与国家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公司证件权益受到侵害导致公司经营困难、发生重大财务危机，不但影响到国家的正常税收，还会给国家带来包括再就业压力在内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损害了国家、社会利益。

　　四、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一）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
　　公司证件权益系一项客观存在的权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缺失将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发展，国家和社会应当对公司证件权益给予客观上的法律保障。